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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谓的“外在环境”，英语是“context”，我们通常翻译成“语境”。但“语境”这个词现在被赋予了太多的涵义，笔者凭印象至少可以分析出三个层次：第一是与某段语言(文字)相关的文本内的上下文;第二是与某段语言(文字)相关的文本外的事项;第三是某段语言(文字)被“表演”的具体情境。本书的“context”，显然用的是“语境”的第二层涵义，翻译成“外在环境”，倒也可称恰当。
按照笔者的理解，杜德桥所谓的“外在环境”，应该指文学、社会等文本之外的一切因素。从细部看，它甚至渗透到对于各种写本的技术性考订之中。比如它将“一一○四年五月二十七日杭州天竺寺僧道育将之再予刻石立碑”(20)的半截碑文与祖琇和尚《隆兴佛教编年通论》(1164年完成)、觉连《销释金刚科仪会要注解》(序于1551年)三种材料合观，重塑了1100年蒋之奇撰写的《香山大悲菩萨传》的基本形态，就是基于不同的外部环境：1104年的碑文，是因为蒋之奇在1100年离开汝州后，稍经辗转，1102年就出任杭州知府，他完全有可能将汝州时自撰的神奇碑文带到杭州上天竺寺并在1104年被人刻石立碑;祖琇和尚的《隆兴佛教编年通论》，则是因为就“文体的典雅”而论，与蒋之奇之作近似，与其他流通本不同;而非常晚出的觉连《销释金刚科仪会要注解》，则是因为与祖琇之作“十分近似”。通过不同的外在环境，杜德桥找到了它们与“前缘”(frame)故事的关联性，因而其重塑的面貌，至少在目前不可能看到原作的事实面前，是最有可能接近于原作的。这是以外证内的法则。
但杜德桥最着力的地方在于以内证外，也就是通过写本，来考察与之相关的外在环境，从而生发出更多有价值的信息来。比如传奇剧本《香山记》，这是一本文学价值很低的作品，当中有很多不合理的情节安插，最离奇的是，在第二十五出里，妙善竟然全本宣读起《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正如泽田瑞穗所言：“以冗长的经文宣读阻碍故事进行，不但使中段最后一出的长度与其他各出相较之下显得不成比例，而且让观音本人宣读有关观音的经文更是不伦不类。”泽田瑞穗因此指责该剧本是在讨好信仰虔诚的一般读者。但杜德桥却认为，“艺术上的难以解释使我们更具信心把这一部分视为民间传统”，他根据至今都可以看到的仪式剧现象，认为这样的不合理安排，其实体现了该戏剧所具有的祭祀仪式功能，这显然是具有洞察力的真知灼见(21)。再比如，他对于西班牙文中涉及到妙善不敢接受父亲的跪拜而将一尊神像顶在头上的细节，理解为很可能是对密宗观音神像的某种解说，因为密宗的观音像头顶上是有一个阿弥陀像的;或者可能就是所谓“大士公”像，它所代表的观音神像的头饰上有时也附有一个小菩萨像，这在今天的广东、福建等地的盂兰盆会等大小仪式上仍时时可见。这样从文本内部透视出的外在环境，有些或许未必确凿，但胜义迭出、启人心智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
由此，我们回头看顾颉刚的孟姜女研究，它和妙善研究之间有什么样的原则差异呢?
首先必须说明，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虽然有“历史的系统”和“地域的系统”两个部分，但“地域的系统”只是将各地资料作了分类和描述，并没有观点上的提升，所以被大家惊艳且持续模仿的，其实只是“历史的系统”，也就是所谓的“历史演进法”。在笔者看来，“历史演进法”的眼光过分专注于传说故事本身，一切材料似乎都只是传说的栖身之地，学者像是探矿似的从各类材料中挖掘出故事的形态，然后按照“一源单线”的理念将之拼合成一个虚拟的生命体，在此意义上，所有材料都是均质的，并且几乎不关心其背景。假如我们把某一传说故事的全部生命历程当作一棵“生命树”(22)的话，“历史演进法”相信学者真的可以发现这棵生命树并为之不懈努力着，甚至在资料很不充分的情况下，也要努力构建出一棵看上去很像的树来以此自满，因为别人不可能画出比他更好的树了。哪怕按照施爱东的比喻，出现“历史演进法预设了一棵大树上的所有树叶，都长在同一根枝条上面”(23)的奇怪现象，也毫无察觉。
我们可以揣想，杜德桥心目中也隐约有一棵这样的生命树，但他知道这棵树其实是不可能被学者整体地勾画出来的，因为留下的资料永远只是全部中的一部分而已，所以他只需要一个隐约的轮廓，但在资料充分的时候，他可以将其中的某些枝桠勾画得非常清晰，并且希望对这些枝桠的形状、方向、长势做出某种解释，除了遗传基因的内部因素外，他特别愿意从阳光、雨水、土壤、伴生物种等外在环境中寻找关联。更确切地说，这棵树在杜德桥心中其实并不最重要，它毕竟只是虚拟的，而每个枝桠才是他瞩目的中心，因为这些枝桠本身是“有其独立的生命”的。所以，在他的视野下，材料绝不是均质的，各自的差异正可以说明许多文本内外之间的互动关联。
下面一个问题是：作为一名杰出的历史学家，顾颉刚对材料的质性差异竟然会如此不敏感吗?这是断然不可能的，笔者认为这与各自所使用材料的主要时段范围有密切关系。顾颉刚虽然在《孟姜女故事研究》中排列了23份材料，从《左传》一直到现代，似乎打通了历史的全过程，但让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其实主要是宋代以前，它大致勾勒出了该类型故事的基本历史脉络，而宋以后的资料过于纷杂，不是这样勾稽几条资料就可以说明得了的，大部分资料或许更可被归入到“地域的系统”里去。也就是说，他之前写的《孟姜女故事的转变》，其实已经揭示了该项研究在“历史演进法”上的精华所在。大家都清楚，我们所能接触到的宋代以前或曰前印刷时代的资料，大多是缺乏外在环境的泛文献;而且同类资料之间，经常存在着长短不等且无规则的时间间隔，而总体上看，比印刷时代资料间的间隔时间要长得多。施爱东就曾质疑：“杞梁妻故事从《左传》的‘知礼’到刘向的‘哭夫崩城’，其变化步步为营清清楚楚，何以到了文献更加丰富的西汉以后，从刘向到唐代的600多年间，突然一变而为孟仲姿(或孟姿)故事，却一点中间线索都找不到?”(24)因此，要顾颉刚从每条资料中发现与外部环境的关联，实在是有些苛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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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族文学研究》2011年5期
【本文责编：张世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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