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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把每一件史事的种种传说，依先后出现的次序，排列起来。
(2)研究这件史事在每一个时代有什么样子的传说。
(3)研究这件史事的渐渐演进：由简单变为复杂，由陋野变为雅驯，由地方的(局部的)变为全国的，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事，由寓言变为事实。
(4)遇可能时，解释每一次演变的原因。(13)
这样的研究固然有种种优点，但是随着这一范式的不断成熟和被沿用，其流弊也日益分明，施爱东在《中国现代民俗学检讨》中将这一思路的理论前提很精要地概括为“一元发生”和“线性生长”，合称“一源单线”(14)，并对其局限给予了很充分的检讨，本文无以复加，读者请自去参看。
杜德桥的《妙善传说》，虽然章节安排仍主要按时间序列，其篇名“西元一五○○年前故事之各种不同形态”、“十六与十七世纪”之类也分外彰显着历史的过程，但他好像对这一研究套路的局限早已了然于心，在书中处处对时间性的勾画表示出小心翼翼的姿态。比如在介绍元代初期管道升的两种观音传记时，尽管他很兴奋地发现这是目前可知最早的该类型叙事重心发生偏移的资料，而这一偏移恰是妙善传说前后两个阶段的最大区别，但他并没有坐实了这一转移就发生在元代初期，而是疑虑重重地说：“我们无法确定这一本子是前不久才更改的，还是一有长久来历的平行发展的传统。但可以确定的是，新加入的插曲取得相当重要的地位，以至于此后它在我们所知道的任何本子中都成故事整体必有的一部分。”(15)笔者几年前曾经针对民间文学历时性研究中过于常见的“一源单线”思路提出过这样的意见：“从历时的角度来看，某时期被记录的民间故事，通常只能表示这一时期内有这样的故事在流传，或者说，这一故事最晚到了某时期一定是流传的，却不能表示这一故事是到了这一时期才产生;同样道理，假如某一时期没有发现某一故事的记录，也并不能表明这一时期该故事不存在，或者到这一时期为止该故事还没有产生。也就是说，关于民间故事的历史，有两种，一种是记录史，一种是其实际的生命史。前者是可以观测的，后者就几乎无法企及了。它们之间偶或可以重合，但多数情况下，我看只是貌合神离。”(16)其实这样很费劲地提出“生命史”与“记录史”的分别，实在是有些大炮轰麻雀的感觉，道理本身很简单，只是学者经常过于钟爱自己的研究了。而杜德桥的处理，就显得平实而近情。
不光在局部，该书在第五章试图“描绘出故事发展过程的概略全貌”时，在费尽心机考证出该传说诞生前的很多佛教素材以及该故事可能凭藉的民间故事类型结构之前提下，虽然也做了这样的历时性排列：“顺序的开始是一流传于民间的故事……故事加添了一群有名有姓的佛教人物、一些特殊情节，以及一明确的故事发生地——这些成分来源不一，但却紧密交织成一体，使我们不易于分辨出它们进入故事的先后顺序。下一步就是蒋之奇之文……”但他紧接着就告诫道：“让我们重复一遍：以上所言只不过是供我们着手解析妙善传说源出之期的一方便说法而已。必须记住的是，我们虽然就其出现的先后秩序一一讨论了故事的各种本子，但此一传统本身并非一证据确凿的历史现象。这些本子有其独立的生命，我们对其传统背景的一切了解都是间接的采集自各种资料。因此我们不应不切实际的试图编排出一严格的故事发展的时间先后顺序，而应继续追索隐含于各种资料中故事在‘形式’上发展的格式。此一格式也许与前面讨论到的各种本子出现的先后顺序大体相合，但在此格式里，内在准则要比先后顺序重要。”(17)这是非常高明的见解，他所寻求的顺序，不是单一的时间性，更包括形态学意义上的逻辑序列。明白了这一层，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他所谓的三个阶段(stage)：
“第一阶段是重塑自一一○四年之残缺碑文以及祖琇与觉连之记述的妙善故事”，也就是蒋之奇在1100年第一次撰写但正文已佚的《香山大悲菩萨传》，它是一切妙善传说写本的起点，也就是杜德桥所谓的“前缘”(frame)故事。而所谓第二阶段，是指故事重心发生偏移后的形式，即它的高潮已从第一阶段“女儿的舍手眼”偏移到“舍生”了，其增添的关键情节为妙善游历地狱、为诸罪人诵经销罪两项，这样的偏移是具有结构意义的，它几乎在后来一切相关写本中都成为了“故事整体必有的一部分”。而所谓的第三阶段，指的是“已成形的故事因历经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作者而被添加上许多附加事件的阶段”，而“这些第三阶段的附加事件都是偶发性的与临时性的”(18)。比如在《南海观音全传》里充斥了许多光怪陆离的附加事件：三个女儿的前生因缘、如来的两只看门兽青狮白象化为人形调戏公主和宫女、两个驸马阴谋弑君、驸马的儿子乘妙庄王去香山还愿而篡夺王位、天兵天将为收服青狮白象而展开的神魔大战……它们大多是书商为了吸引读者而设计添加的，与故事的主体基干没有关系，是非结构性的，因此随时可以被删除或置换。
需要指出的是，这样添加附加事件的行为，并不是发生在第二阶段各种文本之外的其他一批文本，它就发生在这些文本中的某几个。也就是说，第三阶段与第二阶段的分别，根本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纯粹形态变异的逻辑概念。甚至整个三阶段论，主要也是在强调“故事在‘形式’上发展的格式”。可见，作者在保持历时与共时之间张力的同时，更偏重于形态学逻辑，正如前引所说：“此一格式也许与前面讨论到的各种本子出现的先后顺序大体相合，但在此格式里，内在准则要比先后顺序重要。”
文本与“外在环境”的关联
对于主题流变一类的研究而言，如果《妙善传说》仅止于在时间性上有所警惕并引进了形态学的逻辑序列的话，那么它肯定足以新人耳目，却未必足以饫人心脾。在笔者看来，它更高明的地方在于将所有同类材料的写本当作一个有机的整体，并努力寻找着每个文本的变动与外在环境之间的关联。
在第三章的“写本传统之观念”小节里，杜德桥认为学者发现的所有关于妙善传说的写本，尽管情节多寡、篇幅详略、主创人员、文体功能等方面差异很大，但“就其叙述内容看，有其连贯性”，因而构成了一个“随处可见无所不在的写本传统”，而“就某种意义来讲，我们可以说写本传统自成一整体，而有其独立研究的价值。”按照笔者的理解，简单地说，正是因为都在说妙善公主的故事，并且互相之间可能存在着传承与变异的关系，因此这些文字可以当做一个有机整体来看待。在此前提下，作者揭示了他的研究原则：“我们将在下面比较仔细的探视各种不同的传播形式，因为本研究的基本原则是：一个故事的形成有其外在的环境，而且在讨论此一故事时必须一方面不脱离其外在环境，另一方面又能彰明其外在环境。”(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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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族文学研究》2011年5期
【本文责编：张世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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