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1]早在1931年，罗绳武就精辟地指出，“没有哲学的头脑决不能产生科学的体系。理论是记述工作的向导。客观主义者与试验主义者不过是抛弃传统的哲学观点而建树自己新哲学观点罢了……因而我们在有着新的前途的民俗学初有萌芽时，与其让它蒙蔽在所谓客观主义的自觉的或不自觉的某种意识形态的处置之下，以染色式歪斜或萎缩其结论，不如事前从事于理论的辨正，以此为此项学术新的展示的有益的指针。”参见罗绳武：《民俗学之社会史的研究》，王文宝编《中国民俗学论文选》，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40页。
[42]参见Aristotle, The Nicomachean Ethics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H. Rackha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4, Introduction, p.xv。
[43][德]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08页。
[44]《黑格尔全集》第10卷，张东辉、户晓辉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302页。
[45]户晓辉：《民间文学的自由叙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自序，第12—13页。
[46]乌丙安：《民俗学原理》“前言”，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页。当然，高丙中早在1994年就指出，“民俗生活作为人的活动，是指主体在民俗模式中的存在，也就是主体把自己投入到民俗模式中而构成的活动。人是立足点，是出发点，是动因。人是主体，是支配者。所以，我们不仅对主体有浓厚兴趣，而且还要把主体作为审视民俗生活的焦点。”参见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165页。
[47]“如果我们不能使用社会科学的经验方法，从社会事实中抽象出共同体必然的集体理想(当然能够呈现偶然的个人愿望)，那么作为社会事实(经验现象)的实践主体，即作为并不必然地拥有先验的人文理想的普通民众，又如何能够在认识结构中，作为被研究的客体(对象)在客观上具有与研究者主体平等的道德地位呢?”参见吕微：《民俗学的哥白尼革命——高丙中的民俗学实践“表述”的个案研究》，《民俗研究》2015年第1期。
[48]吕微早就指出，“民间文学与民俗学学科的所有成败都与这个‘我们’的主体性息息相关。如果‘我们’始终将那个‘他们’作为‘我们’主体性的客体化对象，尽管‘我们’始终怀着‘他-我’合一或‘我-他’同一的良好愿望，结果仍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我们的所有成败都始于斯，也终于斯。因此，对于这个‘我们和他们’的出发点，我们需要重新奠基。这个需要重新奠基的、可供选择的出发点就是：一个独断的主体性，还是一个交互的主体性”，“从事经验研究者的最终结果只能是沦为一个现代的‘孤独的鲁滨逊’”，“‘我们’是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终极理想，是这个学科或学问的基本问题之终极指向，而这个基本问题的终极指向只有当我们回溯到它的先验来源之处才能够被给予、被显现。”参见吕微：《从“我们和他们”到“我与你”》，《民间文化论坛》2004年第4期。
[49]户晓辉：《从民到公民：中国民俗学研究“对象”的结构转换》，《民俗研究》2013年第3期和人大复印资料《文化研究》2013年第8期。
[50]乌丙安：《民俗学原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88—289页。
[51]乌丙安：《民俗学原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33页。
[52]参见Wolfgang Senz, Transzendentalphilosophie und Volkskunde. Zur Transzendentalphilosophie als Fundament des Vergegenwärtigens, Unter Mitarbeit von Brigitte Senz, Peter Lang GmbH, Frankfurt am Main 2006, S.9；正如美国著名教士和思想家哈里·爱默生·福斯迪克说，民主的基础是确信普通人具有不普通的能力(参见参见Hans-Horst Skupy (hrgs.), Das große Handbuch der Zitate, Bertelsmann Lexikon Verlag GmbH, Gütersloh, 1993, S.125)。这就意味着，民主实践的前提是先验地设定每个人都具有理性判断、思考和行动的意志能力，就是给每个人提供这样的机会，也就是让每个人都具有理性判断、思考和行动的权利和责任。同样，“认可民的公民身份或者把民看做西方自然法意义上的自然人就意味着，先验地认可民的人权，而不论或者忽略经验中的民的其他一切社会角色、地位或身份的差异。如果说公民概念有人权的先验设定而民概念还缺乏这种设定，那么，从民到公民的转换首先就包含着对民的人权的先验认定。与人权一样，人的自由也是一种先验的设定，无论现实中人们的其他能力有多大差别，无论人们的地位、角色和身份实际上必然有何等不同，他或她都被认定具有自由行为的能力和实现人权的权利，舍此，不仅无以对他或她的行为问责和归罪，也不能让他或她成为有尊严的人。”参见户晓辉：《从民到公民：中国民俗学研究“对象”的结构转换》，《民俗研究》2013年第3期和人大复印资料《文化研究》2013年第8期。
[53]在康德的意义上说，实践理性本身就是纯粹的和先验的，因而本来无需再称为“先验的实践理性”，但本文为了强调理性的实践应用的先验性，有时也加“先验”一词。它指的不仅是在时间上先于经验，而且主要是条件上的先验还原。正如吕微所指出：“对实践现象的经验研究与先验认识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对‘事实‘是’如何’的描述，而后者是对‘事情‘应’如何’的论述。而后者作为对前者进行价值判断的道德标准并不能从前者对“人性”的经验性描述中归纳、分析或抽象出来，而只能通过对前者的存在条件的先验还原而给予”(《民俗复兴与公民社会相联结的可能性——古典理想与后现代思想的对话》，《民俗研究》2013年第3期和人大复印资料《文化研究》2013年第8期)；“民俗学的人文理想，不仅不能用社会科学的方法予以经验的证明，更不能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加以先验地阐明，也就是说，不能用‘准’(或‘类’)自然科学的方法从研究对象的经验事实中把学科的先验理想推论出来。”参见吕微：《民俗学的哥白尼革命——高丙中的民俗学实践“表述”的个案研究》，《民俗研究》2015年第1期。
[54][日]岩本通弥：《“都市民俗学”抑或“现代民俗学”?——以日本民俗学的都市研究为例》，西村真志叶译，《文化遗产》2012年第2期。
[55]吕微：《民俗学的哥白尼革命——高丙中的民俗学实践“表述”的个案研究》，《民俗研究》2015年第1期。
[56]参见Wolfgang Brückner, Kultur und Volk. Begriffe, Probleme, Ideengeschichte, WP-Verlag F. Konstroffer, 2000, S.138。
[57]当然，从学科自我认识的历程来看，我们对民俗学的实践理性起点的认识和觉悟是当代才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任何一门科学都有一个发生和臻于完善的过程，而其开端和发生的进程同作为完备科学的进程是不相同的……所以，科学在臻于完备以前，必须经过从个别到一般、从特殊到普遍的过程，必须主动地反作用于经验材料，对之进行加工改造，而这也就是任何一门科学的开端和发生的进程。只有当科学的这个经验的发生进程积累了足够的经验材料和概念材料时，才会出现把所有这些材料结合为一个统一整体(理论体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也就是说，只有到了这个时候，科学就不再从经验材料开始而从原理、原则或公理开始，其进程也就不再是经验的认识过程而是逻辑的认识过程了。”参见杨祖陶：《康德黑格尔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56页。
[58][日]菅丰：《日本现代民俗学的“第三条道路”——文化保护政策、民俗学主义及公共民俗学》，陈志勤译，《民俗研究》2011年第2期。
[59]参见户晓辉：《返回民间文学的实践理性起点》，未刊稿。
[60][日]柳田国男：《民间传承论与乡土生活研究法》，王晓葵、王京、何彬译，学苑出版社，2010年，第331页，第189—190页。
继续浏览：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赵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