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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春，当犹太复国主义分化为政治复国(返回耶路撒冷建立犹太人的“民族-国家”，为此抛弃犹太传统文化也在所不惜)和文化复国(不寻求建国，而是经由古老的犹太文化将散居各国的犹太人组成一个“精神共同体”)两途而使复国运动陷入停顿时，卡夫卡创作了隐喻小说《万里长城建造时》。这位犹太政治复国主义者假托自己是古代中国的子民，目睹了国家一项庞大工程的建造及其半途而废。在他看来，这项以捍卫四境为宗旨的万里长城工程(显然是“民族-国家”的隐喻)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根据当时人手一册的一本书里提供的设计方案，该工程同时包含另一项与之正好相反的工程———《旧约》中的巴别塔的建造(“精神共同体”的隐喻):“然而建造长城是为什么呢?它是某种实实在在的东西，是千千万万人的生命和辛劳的成果。可那本书里为何要写上那座塔的计划———显然是迷雾一般的计划———和一个个具体建议，即应如何集中民众的力量参加新的工程?”他认为这种自相矛盾性“只有从精神的角度去理解……那时候，人们头脑中充满了混乱，这本书仅是一个例子而已”。
次年6月，时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的任鸿隽读到朋友胡适从北京寄来的几期《新青年》，也从中发现了卡夫卡所说的这种自相矛盾性，遂以讥讽的笔调答覆胡适云:“《新青年》一面讲改良文学，一面讲废灭汉文，是否自相矛盾?既要废灭不用，又用力去改良不用的物件。我们四川有句俗话说，‘你要没有事做，不如洗煤炭去罢’。”
尽管《新青年》同时鼓吹废灭文言而代以白话的“文学革命”和废灭汉语(当然也就包括白话)而代以“世界语”的“汉字革命”，向其理想读者发出两道相互抵触的“指令”，胡适本人却不该为这种自相矛盾性负责。即便他有时为迎合钱玄同和陈独秀及作为中国世界语运动大庇护的蔡元培而在一些公开场合对“世界语”说过应酬话，内心却绝不赞成(于是，他机智地让钱玄同“代答”任鸿隽信)，例如1922年11月5日深夜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唱了一天的戏，听了一晚的戏!上午十时，替爱罗先珂翻译演讲，题为《世界语是什么和有什么》，我是一个不赞成世界语的人，在台上口口声声的说:‘我们世界语学者……’，岂不是唱戏吗?此事我本不愿意干，但因为蔡先生再三嘱托，一时又寻不着替人，只好老着面皮唱一台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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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若说胡适对“世界语”只是表面应承，那钱玄同等人对胡适“以白话为国语”的主张也不过暂且附和而已，因为根据他们对“世界历史的必然趋势”的大胆判断，世界正在步入“大同之世”，他们因此断言“世界语为将来人类公用之语言”，包括“国语”、“民族”、“国家”在内的一切民族或国家的东西均为“野蛮时代狭隘之偏见所遗留”，是“进化之障”，非摧灭不可，而废灭汉语则“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之道。那些“动辄引俄灭波兰兼灭其语言为言”以证“国语是国魂国粹，废国语是消灭国魂国粹，国将不国”的“十六七年前老新党”及其思想后裔是一群“自外于世界潮流”的“骸骨迷恋者”。
但犹太政治复国主义者柴门霍夫1887年创制“世界语”时，并不是因为他感到“世界大同”正在到来(所以他将自己创制的这种语言称为“Esperando”，即“希望”)，恰恰相反，作为生活在民族杂居之国的波兰犹太人，他真切感到欧洲民族主义的时代浪潮使流散于各国却不愿同化于所在国主体民族文化的犹太人处境艰难。尽管当时“返回耶路撒冷建国”不具备现实可能性，但柴门霍夫梦想着这么一个辉煌时刻:“当我们犹太人有朝一日回到自己原来的国家并得到幸福，完成摩西和基督幻想的使命时，他们将有意或无意地塑造理想的人民和理想的中立国家，建立具有非民族性的语言和中立的纯宗教的全人类的哲学，《圣经》的预言就会变成现实。到那时，所有的人民将会来到耶路撒冷去崇拜一个、也是惟一的一个上帝，而耶路撒冷将会成为兄弟般团结的全人类的中心。”这是他创制“世界语”的隐蔽动机，他后来甚至明确赋予“世界语”一种犹太“世界主义”或曰“世界语主义”，其内核是犹太的希来尔主义:“整个世界语事业只是我称作希来尔主义的那种共同理想的一部分。”“世界语”和“世界语主义”与“犹太人问题”息息相关，称其为民族主义时代潮流的一种反抗力则可，称其为时代潮流则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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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种“世界主义”在欧洲犹太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小圈子成为流行学说时，康有为正在欧洲旅行，回国时将“世界主义”当作“时代潮流”带回了国，让国人相信国家不过是世界进化的暂时环节，谓“致太平之乐利，求大同之公益，其必先自破国界、去国义始矣”。既然语言文字乃“国性”(“国义”)所系，“破国界、去国义”就必然包括废灭本国语言文字，“定一万国通行之语言文字，令全地各国人人皆学此一种以为交通”，“及国界已除、种界已除后，乃并本国本种之语言而并舍之”。
“世界主义”信仰如此强烈，以致吴稚晖等人虽旅居欧洲多年，却像康有为一样无视欧洲各国正在通过强化本国国民对本国语言文字、传统、风俗的认同从而强化民族国家认同的现实，在《新世纪》这份同时鼓吹“无政府主义”和“世界语”的刊物上为国人虚构了这么一种“欧洲现实”:“各国亦且厌弃其本国之语言文字，徒为累赘”，正纷纷考虑改用“世界语”。而化名“苏格兰”的作者则称“今日救中国之第一要策，在废除汉文。若支那在二十年内能废除汉文，则成为全球大同人民之先进亦易易耳”。吴稚晖还反驳当时有论者提出的“汉文乃中国人爱国心所由生”的说法，说此乃“屁话”，是“犹太波兰等人之迷谬思想”，“徒留一劣感情于自己种族之间”。
康有为、吴稚晖等人对“世界大同”的臆想1917年后又成了蔡元培、陈独秀、钱玄同等人断言“世界语为将来人类公用之语言”的依据，乃至把当时欧洲战场上隆隆的炮声误听成“世界大同”由西而东的美妙脚步声，深信“世界进化，已至二十世纪，其去大同开幕之日已不远”，“异日欧战告终，世界主义大倡，则此语必有长足之进步无疑”，若同人不懈努力，“冀十年廿年之后可以废汉文而用Esperando”。尽管他们有此信念，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哪个西方国家会废除本国语而改用“世界语”，甚至对世界语运动进行压制。不过，即便欧西各国尚未像他们一样有幸窥见“世界历史的进化方向”而废灭本国语，那中国也应“当仁不让”。钱玄同以一种真正的义愤在代答任鸿隽信时写道:“中国人虽孱弱，亦世界上之人类，对于提倡此等事业，自可当仁不让。乃必欲放弃责任，让人专美，是诚何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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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2013年10月30日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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