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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人同意丁乃通对产生于50年代及60年代早期的、以书面文本形式出现的中国民间文学作品的肯定性评价。正因为搜集者与农民关系密切，民间叙事中的母题和主题所涉及到的民俗志细节也都能被精心地转录出来。
也许对类型研究或者对诸如普罗普(V.Propp)的结构形态学研究来说，由书面文本重构“原初资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由书面文本重构非韵文形式的口头文本，却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我们有各种不同的办法可以推测口头文本在多大程度上被作了改变。这是一项非常困难、但也非常引人入胜的工作。由此我们不得不提出一个“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书面资料的本真性问题(注：完全依据讲述内容的转录自20世纪初开始在欧洲通行，它似乎更多地是为了保持与讲述文本的完全一致以及尊重讲述者的个人创造。这一转录方法是在约翰·布恩科(JOHANN REINHARD BüNKER)出版了扫街工托比亚斯·凯尔恩(TOBIAS KERN)的故事(1905/1906)以后才开始慢慢风行起来的。参照MOSER 1979/1999。直至今日，在中国只有极少的文本是完全按照口述内容转录的，而且它们大多数用于语言调查的目的。)。
就民间叙事而言，无论在五六十年代，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记录民间文学的目的，都不在于保存口述性的内容。口头历史(oral history)和口头文学(oral traditions)没有被严格地区分。作为标准样本流传下来的是无时间性的叙事，其目标是创造一种尽可能本真的、书面形式的、意识形态上纯粹的民间文学(注：近年来，在西方的叙事研究者当中，强调口头性的优先性这一倾向已经有所淡化，人们开始重新估价口头传承中的真实性。在有文字的文化当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口头传承与作家文学交融的半文学化过程(SCHENDA 1993：217—238)。口头传承的文学化被当作在某个特定的文化内用来交流讲述内容的有效形式而得到认可。)。
当然，我们只能希望从文本中得到一定程度上的语言本真性，它们最多只能保留在口语的用词表达以及特殊的词汇和语言风格上。不过，主题、母题和情节的本真性是可望达到的。学者们预先假定，最大程度上保留内容上的原初性是充分必要的。以此为出发点，他们开始讨论口头性与书面性的关系，口头资料与被整理出来的书面文本之间的关系。专业领域的工作规则总是在强调民俗志描写的精确性。因此，我选择了一些在民俗志上可以把握的、与具体的传统相关的主题和母题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1985年夏天，时值“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刚刚展开，我在一次田野调查中，使用现代录音技术采录了一个民间故事，这个故事后来也出现在“吉林省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中。民间文学研究者康庄陪我去采访了故事的讲述人滕荣恩。当时，康庄和我对面而坐，给我解释了许多滕荣恩讲述的细节，同时他自己也做了笔记。后来，他把其中一部分故事转录成书面形式，这些故事被收入当地“三套集成”的县卷本中。对我来说，现场录音的资料使我有可能在这篇论文中核对、或者重构不同书面文本中的“原初资料”。现在，康庄转录的文本和我自己转录的文本都已经正式出版，但是，时至今日，我仍然无法真正地估计出其价值。
这次田野调查是我为写作博士论文而做的。我的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是长白山地区挖参人的信仰和民间文学。关于这一题目，我有89个实地采录的民间故事和731个在中国出版的人参故事文本可供比较研究。当时我手中只有很少的几本“三套集成资料本”。我的印象是，资料本中的大部分人参故事我都已从以前公开出版的故事集中看到过[2] (P41—65)。
这里涉及到的是一个在民间文学中经常出现、但是在转录时直到今天都必须做很大改变的主题：“封建迷信”。截止到80年代初，在理论上，这些所谓的“封建迷信”的东西是不应该出现在民间文学中的。但80年代以后，这些内容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宽容。只要不是纯粹为了宣扬封建迷信，而是关涉到“艺术上的想象”和“传统的风俗习惯”，这些内容便可以进入民间文学中[2] (P81)。在“三套集成”的工作指南中，“封建迷信”并没有被明确定义。搜集者甚至被要求对宗教专职人员和他们讲述的民间故事予以特别的关注。
在吉林，挖参人的梦境被认为是当地典型的“封建迷信”因素。与冰岛的渔夫类似，在挖参过程中，挖参人很相信并依赖他们梦中出现的景象，梦的内容被解释为发现人参生长地的“路标”。在根纳普(Van Gennep)的经典仪式学说的意义上，这里所谈的是接受仪式。在梦中，挖参人让人参精灵把他们引导到可以发现人参的地方。在初次的挖参经历和接受仪式中，第一个梦境使挖参人与山神结盟，而这一结盟会在整个挖参过程中决定挖参人的运气。
当时在中国，根纳普及其后继者关于民间宗教的理论还处于刚刚被接受的阶段。直到今天，在讨论民间宗教问题时，许多中国民俗学者还主要集中于宗教民俗的描写上。挖参人相信梦中的情景在民俗学者当中并非秘密。在80年代以后的民俗志中，对这一现象也有足够多的记载。
如果一个梦得到了证实，它就会给挖参人留下极深的印象。他们会把梦当成亲历的故事来讲述。吉林民俗学者一致认为，这种回忆性的讲述是人参故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母题源泉。这种故事一旦离开了原来的挖参背景而被继续转述，讲述者便不可避免地会不断改变其中的某些单项母题。
为了使文本保持本真性和接近现实的生活世界，民间文学的搜集者总是在寻找“专业人士”：在伐木人那里搜集伐木故事，在挖参人那里搜集人参故事，在木匠那里搜集工匠故事。讲述人的职业特点也体现在讲述的内容中，他们也以这样的方式将自己的职业经验传承下去。对吉林省的民间文学搜集者来说，挖参人的梦境成了一个难以处理的问题。作为地方民俗中的重要因素之一，不可能把这些内容干脆“整理”掉。但是，这些回忆根本不属于任何可以出版的民间文学形式。我们可以发现，无论在哪个搜集阶段的文本中，梦都是一个有某种特定含义的母题。搜集者们向我证实，直到80年代，类似的回忆都被改写整理成传说或者童话。
我和康庄记录的就是一个这样的回忆，是挖参人滕荣恩对自己亲历事件的叙述。把我的转写稿与康庄转写的文本进行一番比较，我们就不难通过这一具体实例看出“三套集成”中的民间文学被进行了怎样的整理。需要再一次指出的是，康庄记录讲述内容的技术手段仅仅是手写的笔记，而我使用了磁带录音机。
在转写这个故事时，康庄严格遵循了“三套集成”工作手册中规定的对不同故事中相同情节进行综合整理的原则。他采用了一个在人参民间文学中普遍通行的、在全世界范围内流传的叙事类型：三段式的主人公叙事。在故事中，主人公首先位于一个不利的处境，一个临界的状态，即一个严峻的转变阶段。如果能够战胜考验，他便会因此得到奖赏，他的不利处境也会因之改变。按照康庄的说法，60年代期间，在类似的挖参人的亲历叙事中，讲述者的梦境在整理时都被“改编”成间接的、临界考验阶段。
在转录这个故事时，康庄用了一个小小的技巧将故事与现实的距离拉开：他把应验了的梦境当作故事中的故事来讲述。如果我们将滕荣恩的第一个梦境的叙述与被整理过的文本中的相应段落对比，就可以发现一些非常有趣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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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文学网
【本文责编：博史伊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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