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客家山歌与吴声歌曲特别是子夜歌的渊源关系,从音乐内在特征的角度,蓝雪菲也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
唐宋前江淮地区最有影响的民歌当追溯至南朝的吴歌,而且这“吴歌”与晋永嘉之后东迁的中原移民尤有关系。《晋书·乐志》:“吴歌杂曲,并出江南。东晋以来稍有增广。其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管弦。盖自永嘉渡江之后,下及梁、陈,咸都建业,吴声歌曲起于此也。”郑振铎先生在《中国俗文学史》中说:“六朝的民歌,从晋代的东迁开始,便在文坛上发生了很大的作用。这些民歌大多数是长江流域的产品”,是“中原的人,迁到了江南”之创作。“六朝的民歌,总名为‘新乐府’”,“在郭茂倩的《乐府诗集》和冯惟讷的《古诗纪》里都把新乐府列入‘清商曲辞’里”,在清商曲辞里,有吴地,即太湖流域的歌谣“吴声歌曲”及长江上游和中游的歌谣“西曲歌”之分。[14](P86-87)如果说客家的近源乃唐宋时的江淮地区,那么客家应携有当地“吴歌”乃至“西曲”之遗传“基因”,因为从吴歌中最杰出的代表“子夜歌”来看,它和客家山歌的关联有四点,虽然其中三点具有一般民歌的普遍性。如其一,子夜歌是“慷慨吐清音,明转出自然”,是“声势出口心”;客家山歌是“山歌越唱越出来,好比青龙翻云海,云海翻腾龙张口,珍珠八宝吐出来”。其二,子夜歌的内容为男女思情,“在以子夜为名的一百二十四首(原注,实际只有123首)民歌里,其情调是很单纯的,不过是恋爱的歌颂而已”。[14](P87,98)而“客家山歌有名声,条条山歌有妹名,条条山歌有妹份,唔搭妹子唱唔成”。其三,子夜歌有男女对唱之形式,张紫晨《歌谣小史》认为:“吴歌中出现的种种赠答体,是民歌发展中的重要现象。南北朝以前的民歌还不多见。它在此时,出现较多,并非偶然,它的渊源,见于国风,发展则在南朝……待到明清与近代,则随处可见了。”[15](P23)客家山歌也是以对唱为主,“你有山歌就唱来,马上随口就跟来,天南地北尽管唱,老妹一人对得开。”而第四点,子夜歌中多用谐音双关语,客家山歌也是以双关语为主要特色,这是子夜歌与客家山歌较为特殊的共同点。[16](P277-278)
总括上述,笔者以为客家山歌的远源虽可追溯到《诗经·国风》及荆楚民歌、南朝吴歌的传统,但近源却主要来自包括畲、瑶在内南方少数民族的音乐文化。换言之,它的源头有多种,《国风》之外,吴、楚文化,盘瓠蛮和百越文化,特别是闽越文化,都是其重要源头。
这里要稍作讨论的是《国风》中《周南》、《召南》的地域范围。
据周秋良的研究,《周南》、《召南》之“南”字是方位词,“《周南》、《召南》作为《诗经》中的民歌,它反映的应是那个时代某些南方地域的土乐,与其他国风的性质一样。”“周南是当时周公统治的南方流域,召南是召公统治的南方流域。《周南》、《召南》屡次提到长江、汉水、汝水,可以证明‘二南’是包括着长江、汉水、汝水流域的诗歌。”据《水经注》引《韩诗序》云:“‘二南’其地在南郡和南阳之间。”“这块地域,包括今天的河南南阳、湖北襄阳、宜昌、江陵、武汉一带,这正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腹心地区。所以‘二南’诗篇,应多是产于这一地的楚歌谣。”再从内容来看,“《周南》《召南》中的许多歌谣,不仅记南方之地,写南方之物,而且鲜明地反映了江汉流域的民俗风情,初步显示了南方楚歌的特色。”总的说,“《周南》《召南》具有鲜明的南方文化特色,应属于南方诗派,是楚辞的先声。”[17]如此说来,即使说“客家是汝南的遗民,就是《周南》的嫡裔”,客家山歌的远源,还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范围的南方歌谣。我们可以说客家山歌继承了《诗经》的文化传统,但具体地说,是继承了《诗经》中以《周南》、《召南》为代表的楚文化传统,而不是其中的中原文化传统。至于论者以“客家先民不少是书香门第、官宦世家,形成了客家这个高文化层次的民系,许多人谙熟诗词歌赋,对于这个民系的民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来论证客家山歌根在中原,更是想当然之辞,是经不起推敲的。从学理和实证两方面来看,客家山歌基本上是南方文化的产物,它的根不在中原,而是在闽粤赣边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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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蓝雪菲.畲族音乐文化[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17]周秋良.《诗经》中《周南》《召南》的地域性特征[J].衡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1).
(本文原载《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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