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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的仪式性实践与启蒙理想的背道而驰是近代反迷信论者批判的核心指向，而启蒙理想同时又是与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救亡时势一衣而存的。上文提及的《论革除鬼神迷信之法》一文，就把“下流社会之迷信”直接看作国家贫弱的根源，并因此提出了“开通下层社会”、“培养未来人材”、“普及蒙养学堂”的主张，把普及教育、革除迷信作为启蒙的一大任务：
中国之所以日即于贫弱者，其原因非一端，而下流社会之迷信鬼神实为其一大影响。此事原于宗教，成于社会，其来因至繁复而深远。自古已然，于今尤甚。试一游中国全土，无论十室之邑，一廛之地，而岁必有迎神设醮之举，縻巨资而不惜，经大乱而不改，且不特内地为然也，海外各埠但有华商侨居之地，亦必因仍故国之风，历数千年如一日。近有胡君子春，特于吡叻壩罗埠会议，登坛演说，首倡停止迎神之议，并刊行其演说之词，分寄各地观其所演之词，谓欲去奴隶之根性，当先祛依赖之积习。探本穷源，抉摘弊害，所见信倜乎远矣。虽然一事之行、一俗之成，其初必与社会有密合之果，为一世之所崇信，万事之所根本，斯须而不可去，遂沿习以至于今，迨至世界进化而其民之程度不进，则大害立见，足以为政教人心之蠹而愈以阻其进化之途。此即中国迷信鬼神之现象也。（39）
“迷信”是养成奴隶根性的罪魁，而论说的终点，还是转向对“政教人心”与“进化之途”的关注。可见，反迷信之于民众生活世界与精神世界的指陈，其最终归依总是服务于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从传统时代的“淫祀”批判，到晚清以降的反对“迷信”,仅仅从思想史的路径追索这一过程，便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话语背后强烈的政治色彩。如果说“淫祀”批判更多的仍停留于精英主义传统对民众生活世界的道德规范，那么反对“迷信”则被更加明确地赋予了政治意味。民众的生活与信仰不但是关乎道德与风俗的末节，而且是关乎国族进化的严正问题，反对“迷信”的道德意义在此指向了更加宏大的时代命题。激进的近代改革家在确信他们掌握了真理的前提下，其反迷信运动，态度及措辞，从一开始就毫无掩饰地径直指向了理性主义的“历史终结”论调。反对“迷信”在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制度性建构的宏大背景下，获得了为新国民重建身份认同的内涵。道德、习俗、价值是从过去的生活里继承下来的，但当它们在与新的“历史”及“民族”、“国家”之类的现代性话语接触时，就将知识与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利益目标联系在一起，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和价值。
如同“革命”、“启蒙”等语汇在现代主义语境下所要表达的意义一样，反迷信话语象征着现代中国要求与过去决裂，以便实现救亡图存的政治自觉。在“迷信”一词所包含的最初意义里，“学问思想之衰”、“国家思想之弱”及“道德思想之亡”是其指陈的主要方向。同其他诸多富含启蒙意义的新名词一样，“迷信”一词的诞生将这些与现代中国之兴起紧密相关的论题贯彻其中，创造出一个新的统一体。正如英国新文化史家彼德·伯克所指出的：“所有的概念都不是中性的’工具‘.”它们不仅具有明显的价值倾向性，还往往带有与之相应的思想权势和社会权势。（40） 在清末民初的中国知识界，“反对迷信”的论著几乎无一例外地指向改良风俗、净化民风以同域外殖民主义争胜的目标。改良、革命、启蒙、民族主义这些核心价值赋予了反迷信话语体系极为鲜明的时代色彩。可以认为，“反对迷信”所传达的意义，在现代中国创生的历史年代表征了一套新的信仰体系，它整合了不同范围、不同层次的价值与规范，并且在社会展开过程中日益成就了自身的合法性。反对“迷信”成为一种斩钉截铁的现代态度，用以规定现实，并为中国民众的生活世界赋予意义。“反迷信”话语所显示出来的正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激烈动荡的中国历史。
更加复杂的是，“迷信”作为新名词所表达的意义，事实上远远越过了上述要点与核心而呈现出一系列相当多元的分列层次。比如“迷信”除被视为一种关乎学术的、政治的、道德的民间俗信之外，在其创生的最初情境中还被当作某种偏离于正统信仰或思维习惯的泛义词使用过，反映在词性上，也有名词、形容词的不同用法。（41） 王国维先生曾经说过，“夫语言者，代表国民之思想也，思想之精粗广狭，视语方之精粗广狭以为准，观其言语，而其国民之思想可知矣，……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42） 可以肯定地说，“迷信”是一个具有强大现实效应的语言象征符号，它携带着新的思想及新的价值目标进入到中国现代语汇之中。而作为一种携带着政治目标的话语形态，它的意义结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从来没有稳定到只反映一种透明的现实的地步。相反，我们在探寻它诞生的最初历史，追溯它是如何不断与其他目标、其他权力纠结在一起的，才有可能揭示这复杂的历史及其完整意义。进而，厘清“迷信”一语进入现代中国的历史，观看它在不同论述场合的使用方式，以及被赋予的不同意义，这种多面相的出场方式实际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现代认同以时间脉络所展示的层次性。中国人对现代、对文明的认同并不如态度那样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整合的坚决，而是在实践和塑造自身的过程中逐渐变得统一和明朗的。
除了与时代语境的普适性联结，“迷信”话语在现代中国的起源还有其特殊性，反对“迷信”与传统时代的“淫祀”批判并没有表现为完全的断裂，相反，在许多情形下，“迷信”实质上表达了同“淫祀”话语一以贯之的精英主义立场。在这一脉络里，民众的生活世界与其精神世界永远是处在被上层文化申斥与改造的境遇底下。“迷信”一词的道德主义指向便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一新名词与传统时代的关联性。可以说，对于民间信仰的论述和改造，并不完全是现代民族主义的产物，在现代性知识谱系盛行之前，作为主导文化的儒教国家早已经开始了对民众信仰世界的论说与改造，只是这种改造并没有指向民族主义话语引导下“传统-现代”单向进化的历史，而其根本目的仍然在于精英传统对下层民众思想及行为方式的系统改造。在这里，历史存在的方式表现为一种相当复杂且多元的形态，“断裂”是在“绵延”中实现的，与此同时，“绵延”的传统又因为历史的“断裂”而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反迷信运动对民间信仰及其仪式行为持道德立场的批判，便展现了中国现代语言与传统汉语世界之间建立起的一种紧张而又内在的相关性。
在近现代中国，一个新名词的出，绝不仅止意味着一种语汇或者表达方式的更新，由新名词所携带的思想内涵甚至足以为现代中国的兴起串联出一部思想的历史。从“淫祀”到“愚迷”、从“俗信”到“迷信”,由这一系列名称变化的轨迹体现出来的是中国人在思维方式和基本价值观念上的变化。从而在语词变迁这一表象之下，折射出的正是一部思想变迁的历史，或者这可以被称之为“话语”的历史。“迷信”一词作为一个新的符号化“概念工具”,为知识人论述和批判大众的生活方式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正如台湾学者王汎森先生所指出的，新的词汇、新的概念工具，当他们逐渐成为人们日常语言中的一部分，使得人们在理解及诠释他们的经验世界时，改变了旧的思考范畴，这在许多方面都造成了深微的变化，“几乎重新规范了中国人对于社会、政治的看法，也广泛影响了学术研究”（43）。从这一意义上说，语言的历史与文化、社会、日常生活，以及意识形态、权力变迁的历史都存在相当密切的关系。“迷信”作为一种话语形态，在世纪之交开始流行于中国本土的语汇，这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政治与社会急遽变革的背景。在构成现代性话语体系的知识谱系中，反对“迷信”的话语为解读“现代性”提供了一个相当有意思的细节化注脚。“话语”传达了一种知识的谱系，同时也是一种同权力紧密相关的动态实践过程。从中国古代的“淫祀”话语到近代“迷信”批判的概念转换过程中，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力量或者称之为新的意识形态在背后推动了这一转换的实现？在我们重新检视、追溯这一话语变迁的过程中，那些被时间和“耳熟能详”所遮蔽了的历史的真相（或者不称其为被遮蔽的真相，而是指在时空中变迁的过程与所呈现出的不同面目），尤其是代表了“历史终极”的目的论在中国民族国家创生之初是如何确立其合法性地位的过程，都将变得清晰起来。对“迷信”一词作这样一种词源的探索，是处理思想史的一种途径，而厘清此种思想所携带的信息、它所产生的条件、它的形成、传播乃至成为不假思索的思维习惯等等问题，这一轨迹或许可为近代中国创造转型提供一种更加深微的观看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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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爱思想网 2011-04-07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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