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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社会动员力量的“迷信”
在晚清以降的中国思想氛围中，科学主义构成了一种公理性的世界观。科学、理性不但成为社会文化改革的工具性客观依据，甚而成为启蒙与解放的象征和召唤。很明显，反对“迷信”的态度作为一种现代性的展现方式为社会改革提供了目标与模式，构成了近代科学主义公理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就算在科学主义成为主流话语的时代，科学所代表的工具理性仍然显示出其内在价值的阙失以及道德动员能力的不足。通常认为对科学主义的反思要迟至一战以后才在中国思想界兴盛起来，然而回观梁启超在20世纪初年的改良主张，在提倡理性主义的文化观念时已经包含了相当程度的反思意味。比如，对于信仰所能起到的道德规范作用，这一点，在他的反迷信思想中体现得尤其明显。
梁启超对信仰与道德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的论述集中体现在《论宗教家与哲学家之长短得失》一文中。开宗明义，梁启超以近代欧洲历史上多名历史人物的创举为例，阐明了信仰在道德动员，进而在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历史上英雄豪杰能成大业轰轰一世者，殆有宗教思想之人多，而有哲学思想之人少。其在泰西，克林威尔，再造英国者也，其所以犯大不韪而无所避，历千万难而不渝者，宗教思想为之也。女杰贞德，再造法国者也，其人碌碌无他长，而惟以迷信以热忱感动国人而摧其敌，宗教思想为之也。维廉滨，开辟美洲者也，其所以以自由为性命，视躯壳为牺牲者，宗教思想为之也。美国之华盛顿、林肯，皆豪杰圣贤也，皆富于宗教思想之人也。玛志尼、加富尔，皆孕育意大利者也，玛志尼欲建新国，而先倡新宗教，其“少年意大利”实据宗教之地盘以筑造之者也，其所以团结而不涣、忍耐而不渝者，宗教思想为之也；加富尔之治国，首裁抑教权，然敌教会非敌教旨也，其迷信之力亦颇强，故不治产而以国为产，不娶妻而以国为妻，宗教思想为之也。格兰斯顿，十九世纪英国之杰物也，其迷信之深殆绝前古，其所以能坚持一主义，感动舆论革新国是者，宗教思想为之也。（19）
梁启超直接以“迷信”一词来形容贞德、加富尔等人为民族、国家所做创举的热忱，“迷信”不惟不是愚昧与落后的表征，反构成了创立大功业不可缺少的道德动员力量。言下之意，信仰的世界虽然与科学、与进步的本质相对立，但同样有其不可偏废之处。梁启超甚而认为，昔日遍读欧洲史事，“见其自由而流血者前后相接，数百年如一日，而其人物皆类出于宗教迷信，窃疑非以迷信之力不能夺人生死之念。”（20） 在这里，“迷信”一词的意义显然不同于前文所述，是一种带有道德规范和动员能力的积极因素。“凡迷信宗教教必至诚”,信仰的至大力量来源于它对于内心热忱的集聚，至诚之心固然有善恶之别，“但使既诚矣，则无论于善于恶，而其力量常过于寻常人数倍。”（21） 由此，梁启超反对完全从消极的方面看待宗教以及“迷信”,而是应当承认由“迷信”所引发的至诚精神力量对于人性的道德关怀以及对于历史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
这里，梁启超为“迷信”所赋予的精神动员内涵似乎与其启蒙主义的立场存在着某种矛盾之处。但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体现了梁启超启蒙思想与大叙事的迥异之处。信仰的力量及其作为道德起源的价值内涵，恰恰成为中国人摧毁残破的帝国传统、构建现代国家必不可少的精神动力。梁启超在阐述其“新民”理论时曾说过，“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字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乃结，国乃成。斯实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也。”（22） 而所谓“迷信”之力正是根植于中国最大多数民众生活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大众文化传统。这是一个相当有趣的发现，作为现代主义者的梁启超却在其早期启蒙思想中表达过对于“迷信”之力的赞誉。尽管这种赞誉有些隐而不彰，也并非直接指向对大众精神世界的肯定；而且梁启超也曾明确表达过宗教虽有其道德内涵，摧毁宗教之道德固然不可，而“摧毁宗教之迷信可也”（23） 的观点，但不可否认，在梁启超的启蒙系谱中，“迷信”所携带的道德内涵已然同缔造新民、创建民族国家的启蒙理想达成了某种暗合。
梁启超对“迷信”的理解包含了对科学一元论及其决定论的拒绝，因为信仰所能带来的道德关怀与社会动员力是物质至上的科学主义不能具备的特征。通常我们所熟悉的，梁启超反思科学主义、提倡东方式的人文精神是在一战以后，游历欧洲所升发的感受。然而，从对其宗教思想的分析中，我们看到，早在清末民初，在梁启超竭尽全力传播其启蒙理念之时，这种对于绝对科学主义的警惕就已经有所展露。与后来“迷信”一词被全面赋予否定性的意义相比，“迷信”在其最初使用的语境里，并没有完全被置于启蒙的对立面，甚至它经由论述者的肯定，具备了与启蒙有着内在同一价值的道德动员力。对词语的应用，必定在有意或无意间不同程度地包含了作者投射其中的价值观照。在反对迷信的早期知识氛围中，由于论述者对宗教、信仰世界的多元包容态度，他们大多没有以一种斩钉截铁的姿态来区分宗教与迷信；虽然理性、科学无可置疑地占据了那一时代思想的主流脉络，但它尚没有获得日后那一种分明的、决不允许异质成分的“立法者”角色。仅以“迷信”一词内涵的前后演变为例，知识氛围包含了一种相当明显的层累过程，随着各式各样意识形态的渗入与形塑，这一词汇才在不断被使用的历史中获得了后来我们习而不察的刻板印象。
“迷信”一词在梁启超宗教思想中之所以会彰显某种正面的意义，也在于“迷信”一词在使用初期并没有带上强烈的精英主义色彩，在很多场合，它同“宗教”、同“宗仰”等词连用，甚至于等同。“迷信”的知识谱系并没有从一开始就绝对从属于一种精英主义的、毫不留情的科学本位立场上；相反，“迷信”一词甚至被赋予了一种道德主义的内涵，从而在另一方向上获得了与民族国家建构这一现代命题的某种暗合。这在厘清反对迷信的知识谱系过程中，是一个相当值得注意的细节。知识的谱系在感时救国的时势话语不断强化的过程中发生了意义的转换，从这一意义上说，考证反迷信的话语之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清理精英主义与科学主义是如何无限扩张并且又是如何将现代中国一步一步带入其预定角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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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爱思想网 2011-04-07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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