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论文

　　摘    要：作为中国的传统占卜方法，掷筊是民间信仰实践中重要的人神交流途径。掷筊行为的神圣属性源于“阴阳”“概率”和“物质”的共同塑造，并以此为基础衍生出灵活变通的规则秩序。在长期历时衍变和日常民俗演进中，掷筊的人神交流机制发展出强烈的互动性和协商性。在占问之中，民众达成对个体自我的理解，完成集体社群的仪式展演和决策。当代的掷筊实践是平衡各方利益诉求、调和新旧观念的关键手段，民众借助神谕的“信度”，持续推动着民俗事象和信仰生活有效更新、顺时发展。掷筊的实践模式和衍变路径，体现出人们在信仰生活中强调主体能动性、实用性的内在逻辑，以及人神互动的深层本质——人与自身、人与人的交流。

　　关键词：掷筊；占卜传统；人神交流；主体性；中国民间信仰实践

       作者简介：林旻雯，福建厦门人，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民间文学专业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宗教民俗学、民俗学史、民间文学等。

　　一、引言

　　中国民间信仰研究是剖视中国民俗生态的重要视角，一直受到中外学者的长期关注。随着当下“日常生活”的研究转向、“民俗整体性研究范式”以及“参与观察”田野方式的形成，学界研究民间信仰的主要路径发生转变，注重考察不同行为主体的信仰实践和观念认识，关照民俗事象的活态演变，信仰生活的内涵增衍以及信仰组织的发展变动等问题。时下，学者们不仅致力于剖析朝顶进香、燃香供奉、烧纸送金、做主请客等信仰行为的象征价值与实践意义，更以身体民俗、实践理论等方法论切入，重新审视信仰主体的能动性。在民俗研究转向的历史背景下，重新审视“掷筊”这一中国传统占问术的规则秩序与活态实践，必然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探究民间信仰实践的内在逻辑。

　　掷筊或是由周代楚地筵篿发展而来，六朝、唐宋时期逐渐形成相对完善的掷筊、灵杯图、杯筊诗等占法。宋元以后，正史野记、小说笔记及杂剧散曲中的“掷筊”资料渐多，相关描述愈发细致。至近现代，掷筊依然广泛存在于各地的信仰生活中，华人文化圈和部分民族地区亦有此俗。掷筊的兴盛样态也在各类民俗调查、信仰研究中得到具体的呈现。立足田野资料，中外学者纷纷注意并强调“掷筊”的特殊功能及其对于信仰生活的重要价值。

　　从以往研究成果来看，有关掷筊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梳理掷筊的历史来源。掷筊的发展过程相对复杂，容肇祖等人依托文献资料，注重厘清其发展源流和演变脉络，并对相关习俗、文化意涵进行探究；二是在中国民间占卜术的人神交流框架内，讨论掷筊作为一种“互动性占问”的性质特点。例如，芮马丁（Emily Martin Ahern）、桑高仁（P.Steven Sangren）等人认为：“神”在掷筊行为中具有主导地位和作用；三是通过田野调查考察掷筊的实际功能和实践衍变。焦大卫（David K.Jordan）、林玮嫔、吴重庆等人强调了掷筊在民众信仰生活、仪式活动中的重要性，并注意到具体实践中掷筊的特殊之处，如操作的灵活变通、人们的主体能动性以及人神互动关系的变化。

　　以上文献记载、学理探讨，都足见掷筊深入人心的影响力和研究价值。但这些研究多是在现象层面对掷筊进行分类和讨论，缺乏具有针对性的、系统性的探讨和深入提炼。就具体内容而言，其论述并未触及掷筊的内在文化逻辑，未对实践中形成的掷筊秩序进行综合性的分析比对，对于掷筊作为一种民间重要互动机制的价值，以及在现代城市化进程中的更新变革也缺乏全面的理解和探讨。

　　本文认为，掷筊有其自身完备的历史发展脉络，早已形成系统的文化逻辑与实践秩序，其灵动变通的特性可支持、兼容民众的各类信仰需求与实践方式。因此，本文立足历史文献、田野调查，综合海内外学者的不同研究，试图针对性地对“掷筊”这一文化事象进行系统的、深入的考察。本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首先分析“掷筊”的神圣基础以及由此衍生的规则秩序；其次考察以人神互动为旨归的掷筊活动的三个层面：个人层面的隐秘性、仪式层面的推动性、集体层面的公正性；最后立足田野经验，探讨当代语境下掷筊规则秩序的演变和实践功能的发展。本文希冀借助“掷筊”这一透镜，展现民俗生活中的人、事、物之间相互影响、彼此融通的复杂面貌，进而思考在历史流变过程中，民俗实践的神圣与凡俗、秩序与变通之间的动态关系。

　　二、掷筊的规则与秩序

　　掷筊使用的占具，是一对半月形的红色筊杯，每块分平凸两面。筊杯多由木、竹材质制成，是人们用来与神祇、精灵等超自然力量进行沟通的法器。在摆放供品、虔敬上香后，信众一般会手握筊杯、跪拜问神，接着投掷筊杯，以查神意。掷筊的结果主要有“圣杯（允杯）、笑杯、阴杯”三种杯相，也有立杯、转杯等特殊情况。六朝时期的文献资料中已有“投掷筊杯”方式、“半俯半仰”杯相的记载，尔后相关记载愈发细致。基于这一简约的问卜方式，人们逐步构建了深蕴中华文明色彩的神圣性基础与人神沟通的规则秩序。

　　（一）阴阳、概率与物质：掷筊的神圣基础

　　占卜术之所以令人信服，缘于其施行过程中贯穿始终的神圣性。掷筊杯相的阴阳文化象征（“阴阳神圣性”）、概率极低的连续“圣杯”（“概率神圣性”），以及筊杯日常熏染而成的“物质神圣性”，共同建构起掷筊问卜的神圣性基础。这也是掷筊得以在历史中长期传衍、持续兴盛的内在根源。

　　“阴阳神圣性”的本质来源于中国传统的阴阳观念。自古以来，“一阴一阳之谓道”是中国民间深入人心的宇宙规律，“阴阳”成为中国哲学宇宙论中二元分类的基础和古代中国人构想的最终原理。基于这一宇宙观念，用于问卜天数神意的掷筊自然而然地与“阴阳”之力融会贯通，在掷筊的法则设置、俯仰杯相中皆体现出了“阴阳”的力量。掷筊中呈现“灵验”的答案，是由一“平／阳”一“凸／阴”杯相显示而成，其内在逻辑与中国人阴阳变易、动态平衡的宇宙观念完全一致。也就是说，筊杯所携带的阴阳属性是其神圣灵验的内核。对于掷筊所承载的“阴阳神圣性”，学者们多有关注，如庞朴提出了阴阳的思想体系来源于“枚卜”的论断。就其根本而言，无论历史中的掷筊形式如何流变、人们对其如何理解，“阴阳”的观念始终内蕴于掷筊行为的规则和秩序之中，阴阳一体的文化符号象征着问卜活动与神圣宇宙之间的紧密关联，塑造了超越凡俗的神圣交流空间，从而赋予了掷筊结果以不可撼动的神圣属性。

　　一方面，“阴阳”呈现为宇宙万物的内在属性；另一方面，阴阳二气的变化流转，左右着万事万物的兴衰演化，无论事件的成败、家庭的和睦，还是朝代的更替，都取决于阴阳二气的变化与和谐。也就是说，阴阳的“变”构成了中国思想文化中贯穿始终的神圣力量。以此阴阳变化的宇宙观念来看待掷筊的卜问活动，就是要在世间万物无尽的流动变化当中求得一个当下协调统一的稳固答案，在变化性之中谋求确定性。

　　掷筊的具体规则即体现出了难以掌控的变化性。一般来说，连续掷出三次以上的“圣杯”是十分困难的，人们只能不断地投掷筊杯、持续地更换问题，重复尝试，最终在某一设问下获得有效的偶然结果。这显然涉及到数学的概率算法，焦大卫在探究掷筊行为时曾借助统计学计算了掷筊的成功概率，并以精准的公式指出：掷筊过程是一连串无限下降的概率。掷筊行为中与阴阳神圣性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低概率结果，塑造了它深具中国哲学“变易”思想的“概率神圣性”。

　　当然，概率本身是能够被数学计算的，可以理性地客观描述。但当它通过象征符号的转换、言语行为的推进，被纳入人们的文化生活和信仰实践后，掷筊这一依托持续的人神互动、问题切换，并最终在变化之中抵达“低概率”的偶然确定的占问方式，便成为中国民间信仰中承载神圣意志的独特媒介。“三圣杯”“多圣杯”的低概率仅仅是神圣性的现象表征，西方汉学家意识到掷筊的神圣属性与其结果的低概率密切相关，并将其界定为一种神圣的“随机机制”（Randomizing Device），进而将“掷筊”视为一种个人与集体性的自我欺瞒（a kind of individual or collective self-deception）。他们多将这一低概率问卜机制与神明的控制力联系起来，用神力来解释低概率结果出现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再以数学概率的客观与结果的未知强化神意的不容置疑。然而，这类观点并未捕捉到“阴阳神圣性”与“概率神圣性”之间的内在关联，也忽略了中国文化的内在逻辑以及民间信仰生活中人们饱含主体性的自洽的行为逻辑。

　　值得注意的是，与西方一神教相比，中国民间信仰中并不存在人对于神的“绝对依赖”。在民间实践中，人们十分清楚掷筊的结果并非仅依赖神明的神圣能力与人的信仰意志，也绝非一种概率的统计。参与掷筊的民众普遍认为，其当下的问询方式、与神明的关系远近等因素都会对这一概率性的神圣结果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质言之，隐而不显的“概率”会在主体需求的引导下被转换为话语和意义。话语和意义的流动、凡俗与神圣的沟通，才是达成神圣结果的关键。这构成了主观神圣与客观概率之间的强烈张力。在实际情况中，人们会根据当下的具体情况，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对占卜结果进行权衡和阐释，也即加以利用和发挥。所以在现象层面上，与问询话语、人神关系紧密结合的“概率神圣性”会在主观的阐释中发生意义的不断变动，在“随时变易以从道”的持续变通之中逐步调试其“神圣”的标准，以求最终达成阴阳平衡的协调结果。概言之，掷筊的“阴阳神圣性”是无法撼动的，这缘于它所秉承的中国古代哲学宇宙观；但实践中的“概率神圣性”却有着可融洽协商的空间，这缘于它在意义层面上遵循着人们信仰行为中“变则通”的实践逻辑。

　　筊杯的神圣与灵验，还来自外在力量作用之下的“物质神圣性”。通过民间实践中对“筊杯”的持续使用、信众的长期供养、传说的增衍等途径，神力与灵力都会被投注到“筊杯”之上。神坛、佛龛上的筊杯长期得到香火熏陶和神力加持，人们的使用也使之神性增强。宫庙中历经岁月、掉色缺损的筊杯往往被视为“圣杯”，拥有其他筊杯所不具有的神性与灵验。这种物质的神圣性也反作用于物本身，在起到保护作用的同时也使之能够发挥更大功用。人们在祭拜问神时，执筊杯反复熏香净化的行为也是强化灵力的过程。此外，传说故事与显灵神迹同样具有强化筊杯、掷筊神异性的功能，如福建莆田孙村的生铁“筶杯”就因与妈祖有关的传说故事而被认为具有特殊意义。因此，在经年累月的实践与叙说中，“物质性”的筊杯逐渐孕育了超越凡俗的神圣属性，成为掷筊之神圣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人物互动：掷筊的实践秩序

　　掷筊的实践秩序源自阴阳、概率的神圣基础，而民众的信仰活动同样推动了掷筊神圣规则、实践秩序的形成。正是在规则的神圣基础与民众的“默会知识”并行作用下，掷筊占问才能够在“人物互动”的长期实践活动中保有持久的稳定性、传统性以及不断更新的活力。

　　从实践秩序出发，集体仪式活动中的掷筊问神多是由宫庙负责人、宗族长老、家中主事者或长子来负责，他们地位较高、令人信服。但掷筊资格并不局限于此，人人都可以通过掷筊与神灵、祖先进行“沟通”。这种普遍适用性极大地扩展了实践主体的范围：当第一掷筊者屡屡不得圣杯时，人们或是询问缘由加以修正、填补，或是替换第二、第三掷筊者继续掷筊占问。因此，人本身也就成了影响占问仪式的关键因素，并形成了以人为核心的掷筊秩序。这种秩序的形成与变动，体现出一种“差序的灵验”：在资历、身份、辈分、年龄等权威秩序之外，日常生活与仪式现场中的亲疏远近（祖先／人神关系）、技巧的熟悉程度，都影响着掷筊的排列顺序。“某某每天都来，和神明比较亲”，“长辈生前比较喜欢某某”等成为人们推举、更换掷筊者的重要理由，这是人们对于“灵验”民间化、情感化的阐释形式与处理方法。“人”是民间信仰发展演变所依托的“教义”，民间信仰因此具有内在不断生发的灵活特性。但当占问之事涉及宗族、村落、宫庙等公共事务时，以阶层、辈分、权力为核心的秩序仍是高于任何情感亲疏的灵验。在部分情形下，占问人的选择、先后排序直接牵涉到团体内部的权力结构和阶层分化，女性、孩童等人则很容易被排除在外。

　　与“人的秩序”相对应，围绕“筊杯”还存在着一套“物的秩序”。人们会根据具体的场合、仪式和问题来选择不同的筊杯，并基于对掷筊行为和占问事件的认识、理解，来塑造这一符号秩序。筊杯分为硬币式筊杯、常规木制筊杯、木制圣杯、生铁或其他特殊材质的筊杯。一般家庭多备有专拜神明的木制红色筊杯和拜祖先的硬币筊杯。大多数宫庙、祖祠里则备有几副大小不同、新旧有别的筊杯，以供不同场合和人群使用。普通筊杯用于日常占问，“圣杯”则多在重大仪式活动中使用。筊杯的材质、新旧差别构成了一套象征的符号秩序，人们在实践中积极地运用这套象征符号来达成理想的结果。譬如在香港粉岭的开灯仪式中，人们会用铜杯、木杯和猪手骨来进行杯卜，分别祈求人口兴旺、是非不生和六畜平安。在莆田孙村，“竹筶杯”用于一般仪式活动，而被藏于香炉肚中的“生铁筶杯”只用于元宵节活动。

　　前述的两种秩序在具体的时空下还是相对稳固的，而在此基础之上，掷筊“人物互动”的施行过程还存在着“灵活变通”的实践秩序。它彰显着人们的实践智慧，力图在主观的吁求与客观的结果之间达成阴阳协调的有效平衡。

　　掷筊的规则秩序是相对简单的，并且摒除了专业领域的限制，人人得以在任意时空状态下施行。但正因其简约易行，故而必须通过低概率的设置来保障结果的神圣性。在实践中，这种广泛性与困难性之间的冲突张力，就形成了深嵌于掷筊行为之内的“灵活变通”秩序。掷筊时的“变通”是人们“默会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日常生活中为人们所熟知、精通，并积极加以运用。通过长期的实践运用，这种“灵活变通”的属性已经潜移默化地融入了掷筊本身的秩序规则之中，为人们所普遍认同。换言之，人们的变通并非全然是因为“圣杯”难求而做出被动选择。相反，“灵活变通”在实践中已然成为掷筊秩序的核心要义，要求执行者进行有效的变通。

　　这种要求体现在几个层面：首先，掷筊不同于风水、天象等问卜方式，它并不存在客观的先定结果，必须仰赖人们主导性的积极参与和依托言语的持续推进，才能使掷筊得以合宜的操作，这一以人为核心、由人掌控的特性就使得“灵活变通”成为掷筊实践秩序内的必要环节；其次，掷筊虽不对施行的时空设限，其结果却始终与具体的时空状况密切相关，旁涉的物、事、地、时等变动要素都塑造了占问行为、仪式过程的特有语境，这也成为人们可以加以变通的对象环节；第三，掷筊不仅包容人们通过调整问题的设置、投掷的次数和解占的方式来打破部分限制，甚至允许人们在规则本身上进行变通，如将“三圣杯”改为“一圣杯”、对掷筊程序加以简化、与其他占问方式相结合，等等。

　　简而言之，实践秩序中“人物互动”的掷筊鲜明地凸显了人的主动性、主体性。以人为中心的便利、灵活形塑了“掷筊”流动而协调的特殊面貌，并因之生生不息。中国民间信仰的活力，正源于这种人们运用智慧与实践经验，为争取个人家庭、族群地区福祉而努力运作的“变通”与“创新”，这些都需在以道德与神圣建构的秩序框架内持续展开。正是通过掷筊所蕴含的严苛与灵活两个向度，我们可以看到长久以来民间对于占卜之术的认知、期待与运用。

　　（三）信与搏：掷筊中“命”的内推力

　　掷筊作为中国传统占卜之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还需要从整个占卜体系的视角来进行审视。总体而言，社会历史的多样变化与个体命运的无常难测都促使人们尤为关注扶箕、八字算命、星相等占卜知识、技术。各类预占术也因此在人类社会历史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占卜术具有一般理性手段所不具备的解决方式和精神力量，即能够为人们在危机中寻求自信、指引和安慰。尽管中国命理学一定程度上促成并巩固了“天命观”，打击了人们的自由意志，但它所隐含的在实践过程中对自由命运进行积极争取的姿态，仍在各类占术中一脉相承。朗宓榭也指出，“命理学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自由的命运的认识上。预测可以不断重复，是自由的表达……在一个相信预测命运的文明中，用从预占中获得的知识在理论上是可以与命运进一步斡旋，从而获得自由的”。

　　占卜术呈现了中国的传统宇宙观念以及人们的普遍思维、实践行动，对于不同占卜方法的选择则展现出人们对于超自然、未来等未知领域的不同认知态度。许地山将占卜分为象、占两类，前者是征象本身显示出事件的将来，后者则须寻求神灵启示，芮马丁也划分出“为与神沟通而努力”的扶箕、掷筊等互动性占问（interpersonal divination）和“关注、把握世界运行的力量和过程”的风水等非交际占卜两种不同类型。其中与神沟通的占问方式，更为直接地呈现出占问行为中人们的心理状况与行为逻辑。

　　在互动性占问中，主体的强烈意愿是推动占问行为的核心动力。“碟仙”之“念动”指的是在思想层面上所涵纳的动作征兆，扶箕则是一种“观念力与灵感活动的现象”。掷筊不同于前二者涵纳知识、需要中介的限定情况，其特性更能鲜明地展现人们求神问神的心理动机、行为意图。掷筊既是对超自然、未知力量的向往祈盼，更是以博弈取巧的持续过程来与命相“搏”。这一心理促使人们在掷筊过程中注入丰富的想法，并竭力进行各种尝试，如设计问题、调整问法、完善供奉、反复投掷等，这都体现了他们努力争取、与天争命的朴素动机。人们也会巧妙地以虔信、灵验、“令神满意”等话语，来对博弈、赌博、取巧等心理因素进行掩盖和包装，从而在意义层面达成“信”与“搏”之间的有效平衡。

　　这种“搏”的心理要素也展现在语义当中，我们在民间的日常用语、地方方言中都能看到对“掷筊”的不同命名，如“博杯／跋杯”“卜杯”“跋筶”“搏筶”“打铰（珓）杯（贝）”等。不同的命名方式既展现了掷筊在民间的广泛、多元使用，同时也彰显出民间主体对于掷筊行为的感性认识，“博”“搏”“打”“跋”等动词的运用，饱含着人们发挥自身的智慧同命运、神明不断交涉和争取的意图与魄力。

　　三、作为人神交流机制的掷筊

　　掷筊的目的是达成人神之间的有效沟通，因此有必要对其交流的功能与实际效用进行考察和分析。作为一种交流机制，掷筊不仅是个人寻求解疑释惑的重要媒介，也是宫庙、宗族在仪式活动中与神明、祖先进行互动的关键手段。通过长期的掷筊实践，人们形塑了相对完备的人神交流机制，囊括了个体、集体两类不同的交流形式与功能。前者体现人神交流中的私密性与主体性，构成了人们日常化的“问心”途径；后者则强调人神交流的仪式功能以及过程的公开性，以此达成集体决策。掷筊这一交流机制涵纳了人与自身、人与神明、人与人之间的持续互动，揭示出神圣信仰生活的内核，即对生活、生命的深刻关切。

　　（一）掷筊之占：问神？问己？

　　掷筊的便利使得人神沟通得以日常化，它无须第三方的参与，仅需一人一物就可以与神明直接交流。这种极致的灵便塑造了掷筊不同于其他占问方式的特殊隐秘性，人们可以在任何时间和空间向神明询问各种不愿为外人所知的困难和疑惑，也可以就某一具体问题向神明反复咨询。

　　这种容许问神者进行反复腾挪调整的话语空间是掷筊行为的特权。这一方面当然缘于掷筊规则对于人们发挥主体性要求，需要以反复的调整来引导结果的逐步出现；另一方面，我们能在田野中发现民众对于私人时空下的问占过程和结果往往是避讳遮掩的。私人化的掷筊充斥着主体性和隐秘性，排除了第三方的介入和干预。基于这点，掷筊沟通过程也是人们在迷茫之中针对自我需求、具体困惑进行持续思考与反复斟酌的过程。个体只能通过不断更换占卜问题与神明持续沟通，甚至与神明“讨价还价”，而这种面对神圣，效验与结果的焦虑时时刻刻存在，任何体验和启示都是对参与者的隐喻性提示。这就形成了“神意指引”与“我意探寻”的相互交织，促使人们在人神互动的过程中逐步调整、明确自己内心的真正期待，把问题导向一个能令自己内心安妥的有效答案。

　　这种“问神且问己”的效用，使民众能够在精神世界中处理好自身内在需求与外部条件限制之间的矛盾，达成协调、有效的自我解释。这也使得掷筊逐步成为民众抚慰心灵的工具，是人们在生活中求问神明、安抚心灵、裁断决策的重要手段。也正是通过这种内在的澄清，掷筊得以更好地发挥“使民决嫌疑、定犹与也”的功能，从而使人们“日而行事，则必践之”。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掷筊被广泛运用到各种场合，包括日常的敬拜祭祀、重大的人生仪礼、仪式活动等，所问询的问题也涉及到家庭生活、学习工作以及社会国家等方面。掷筊的广泛使用，正是其内在价值的有效证明。通过掷筊，人们反复探寻着心灵的支柱与命运的空隙，进而顺势而为，携带着神圣的力量积极拥抱生活。

　　（二）掷筊之问：仪式推进与契约达成

　　在日常的敬拜实践和重大仪式活动中，掷筊的沟通功能勾连起了人与神／祖先之间互惠、互信的纽带。它是人与神明在仪式中协商沟通的重要途径，也是推动仪式进程的重要环节。无论是在家户、家族的祖先祭拜、神明祭祀中，还是在宫庙的祭祀活动、节俗仪式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民众借助掷筊沟通神意、占卜吉凶、推动仪式的行为。据《荆楚岁时记》记载，秋社祭祀之后，人们通过掷筊向土地神预卜来年收成的丰俭。明代《礼部志稿》《明集礼》等官方文献亦有掷筊的记载，人们通过掷筊占卜决定吉日，举行祭祀活动。直到今天，我们在各种仪式活动中仍可见到掷筊这一重要环节。

　　对比古今，我们会发现在早期的掷筊仪式中，人们询问的主要是事件、未来的吉凶祸福。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占问的内容逐步转变为更加具体的神意，比如“神明是否同意／满意某种安排”等问题。这种设问虽然也与吉凶紧密相关，但主题的转变反映出神意权威的部分退让和人们主体性的提升。“满意／同意”的设问方式，使原本虚无缥缈的天、神更加具有人格化的色彩，并拥有独特的习惯、喜好和态度。因此，至上的神明不再把控一切，人们也由一种被动接受神明昭示的姿态，转变为积极主动与神明沟通协商，达成人神同意之契约的状况。

　　对于整个敬拜仪式而言，掷筊是推进进程的重要环节。以往西方汉学家如柏桦（C.Fred Blake）、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等学者多关注到供物上香、烧纸放炮等仪式过程，却很少论及“掷筊”和整体仪式之间的关联与价值，掷筊之于仪式的实际作用与象征意义被研究者忽略。具体而言，掷筊与上香、跪拜、烧纸共同建构出敬神、拜神、问神的整套信仰行为。看似不起眼的“掷筊”，实质上构成了人神双方沟通、冲突最为直接、激烈的环节。随着筊杯摔落的清脆声响，神圣场域与世俗意愿得以勾连，人神交流的特殊通道也随之打开。

　　敬与拜是人们向神表示诚意之举，呈现出人与神之间不平等的关系。就掷筊而言，它推动着仪式的进程，承担了信仰仪式行为中最为实际的部分，毫无保留地体现了人们敬奉神明的意图。与此同时，掷筊也将敬拜行为的“被动”转化为“主动”。掷筊时，人们要求神明给予一个积极、即刻的回应，要求神明表明他的立场和态度。虽然是人有求于神、有惑问神，但询问的内容却掌握在询问者手中，神明只能即刻回应，因此反而显得“被动”。这种“强制”赋予神明回应之责的隐蔽色彩，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人神关系间的不对等。

　　即刻显现的掷筊结果将人神互动的过程具体化。在此基础上，人们通过问题的更换、反复掷筊等方式来缓解人神之间的分歧和冲突。只要连续出现圣杯，即意味着神明／祖先对某事允许，仪式可进入到下一阶段。人们以烧钱、放炮等欢快热闹的方式酬谢神明／祖先，庆祝祈愿顺利完成。人神互动始于“敬奉”／“强制”之间的张力，在不断的“交流协商”中终以连续“圣杯”的落地而宣告结束，这也意味着神／祖先与人之间“庇护／供奉”“达愿／还愿”契约的达成。

　　掷筊所达成的人神之“契”，既体现了民众向神明／祖先反复掷筊、不断询问、索要反馈的主体性地位，同时也呈现了神明／祖先回应人们敬拜、提供庇护的义务。概率的困难延长了“拜”之过程中人神协商的整个进程。这也使得由掷筊衔接、层层推进的仪式行为能够完备地展演出人与神的交流互动，模拟了世间的人际往来。这种主体性与主动性的交流机制更是在长期的实践活动中得到强化，成为改变、推动仪式的原本秩序和整体进程的关键力量。

　　（三）悦神与服众：集体决策的公开机制

　　具有人神交流之功的掷筊，在集体信仰活动中也同样适用。公共的信仰活动往往牵涉到各方的利益、影响整个社群的命运，故而关键环节的决策不仅要使神悦，更要令人服。因此，不同于个体占问所强调的私密性，集体的问占活动更加需要过程和结果的公开可信。掷筊的广泛适用、灵活变通和神圣权威属性，能够为民间信仰活动中公开可信的集体决策提供有效的基础。

　　首先，掷筊对参与者的身份和数量没有过多限制，凡符合条件者，都可共同参与掷筊、询问神意。在集体信仰活动中，掷筊者并不仅局限在特殊的一人或几人之中，往往有众多参与者。因此，掷筊过程多在公共开放的场合下、众人的目光下得到监督，不存在私相授受、垄断神意的情况。同时，掷筊的结果也在所有人面前得到显现，是人们一同见证的神圣决断。这种公共的广泛“参与感”和“见证感”，是掷筊过程公正透明的重要来源。

　　其次，掷筊行为即宣告了神明、神圣力量的在场。这种在场性能够强化集体决策的可信性和权威性。人们认为，神明、祖先监督着整个仪式活动，审视着每个参与者和见证者的行为和内心，从而为结果赋予了牢不可破的神圣权威。

　　因而，过程公开可信、具备神圣权威的掷筊，往往成为民间推选社群领袖的重要手段。其过程通常是让候选人依序跪拜祈祷、持筊抛掷，每人投掷一定次数，以“圣杯”的数量来确定各层级的领袖。掷筊过程如同一场公开竞赛，候选人纷纷掷筊，以连续圣杯的多寡来决定“神选之人”。是时，神明与民众一起见证领导层的产生，形成圣与俗的共同选择。仪式过后，人们自身也成为这场神迹的重要传播载体。简言之，“掷筊”可以说是于民间自然生长而成的特殊“民主机制”，是由神明与民众共同参与、共同监督的特殊选举工具，是民间社群群体自治的重要手段，以此来公平、公正、公开地选出承担重责的社群领袖。

　　此外，掷筊亦是集体信仰活动中调和不同意见的有力工具。人们的集体信仰活动一方面依赖可靠的仪式过程，另一方面也需要灵活变通地平衡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无论是村落、宫庙，抑或是宗族、家户，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多元声音及由此形成的不同“阵营”。因此，公共场域下的群体性掷筊隐含着一个相互协商的过程，以此来调和意见、利益的分歧，并最终形成一个各方承认的有效方案，避免事情陷入僵局。在掷筊过程中，问神的内容会轮流公开讲出，这既是一场彼此之间的博弈，也是一场在神明面前、在大众面前的“商量”和“表演”，其结果在民众间达成商定，并最终由神明之意敲定。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神明的权威是为人们所建构的，神意也是可商榷的。人与神的互动、人和人的协商，形塑了一套不断完善的民间商议决策机制，并逐渐确立起共有的知识体系。所以，群体掷筊的结果在相当程度上是人们集体协商决策后的结论。

　　灵活的掷筊规则能够兼顾不同层面的权威规范，平衡多方的权益分配。当遇到家户中神龛、牌位移换，宗族内墓地选择、宗祠修缮、仪式更变，或是宫址迁移、建筑重修、神像修缮等问题时，在缺少权威灵媒的情况下，人们便会借助“掷筊”来表达己意、执行措施，达成最佳的解决方案。灵活运用、集体决策的掷筊，是民间信仰体系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能够迅速适应历史发展带来的崭新变化，甚至决定着信仰活动的发展走向。

　　四、新语境下掷筊的发展与演变

　　随着现代化的快速发展，社会环境、生活方式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的信仰生活也是如此。面对外部条件的变动，人们自然会通过各种方式调适信仰生活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冲突。简单易行、灵活多变的掷筊也在这一崭新的历史时期焕发活力，凸显出更为重要的价值与功能，同时成为人们应对和服务当代信仰需求的关键工具。

　　（一）主体、融合与更动：人神沟通的新方式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我国村落消失、族群分散的情况非常普遍，与宫庙落寞、神者老去相伴的便是扶乩问神等活动的日益衰落。在此背景下，兼具简约、便捷、灵活、私密的掷筊得到了人们的青睐。从信仰实践内部来看，掷筊的规则秩序对于施行者的主体性有充分的强调和发挥，这一特征符合、顺应了当代信仰生活的普遍转变。当然，外部的社群人口结构变化也推动了占问方式的转变。

　　前文提到，“变通”是掷筊秩序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变通甚至允许人们对规则本身加以改造。面对社会环境与信仰需求的巨大转变，人们开始主动改造、更新掷筊的占问规则和方式。譬如，人们改动规则，将“九圣杯”“三圣杯”改为“三圣杯”“一圣杯”，或是赋予“立杯”“转杯”新的阐释意义。

　　除对掷筊的自身规则进行改变外，人们也不断尝试将掷筊与其他占卜法相结合，以此满足多元的占问需求。这种“改造”路径古已有之，唐宋时期便有了将掷筊与签诗相结合的“杯筊籤占法”。当下，人们仍延续着掷筊“改造”的传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乩童与掷筊结合”的新方法。林玮嫔指出，在台湾地区，现代化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原本熟人社会的生活交际模式，都市生活模式的转变也促使乩童占卜问神的方式发生变化。在桃园市八德景明宫，乩童不得不根据提前设计好的一套问题逐条掷筊问神，通过“卜杯问询”的方式更快更好地将占卜知识与复杂的社会环境、多元的求问者本身相连接，为信众寻因解惑。这一方式一方面能够帮助乩童解决可能面临的占卜困难，如处理陌生信众的人际关系和生活内容；另一方面可以为民众提供即时的协助，服务更多的民众，满足其快节奏的生活需要，使宗教行为能与当代生活的步调保持一致。

　　掷筊在人神沟通、仪式活动中具有关键作用，因而人们对掷筊规则、形式的改动，亦促成了传统仪式、固有规则的革新。二者之间存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系。也正是因为掷筊的可变性、协商性与实用性，人们巧妙运用掷筊来改造传统活动、信仰仪式的行为，同样体现出人们在适应崭新信仰环境时的强烈主体性。

　　吴重庆对莆田孙村的调查即展示了人们如何通过“卜杯”调整、改变当地的元宵节仪式。当面临“三圣杯”久不出现、影响整体仪式进程时，人们或公然表达对“菩萨”的不满，略有胁迫地“要求”神明同意，或将“三圣杯”改成“一圣杯”，甚至直接以焚香拜拜等方式代替“卜杯”。吴重庆指出，整个卜杯过程呈现出人们想要改进部分仪式的意图，其中主体性的凸显打破了原有的人神等级关系和交流方式。尽管“卜杯”的神圣性被一定程度地解构了，但它仍是大多数仪式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场“表演”需要各方面都“做到做足”，才可获神意、得民心，而人们主体性的强弱也直接影响了这场仪式表演的呈现。

　　在闽南地区，无论是宗族祭祖、例行祭拜的日常实践，还是神明生日、分炉绕境、送王船等重大仪式活动，人们为了顺应现代的生活方式、工作节奏，使传统仪式适应新的社会变动，都在尝试变革旧有的各个环节：许多习俗被简化，仪节被省略，传统的神圣权威也随之弱化。为完成这一艰难的改造过程，灵活的掷筊成了推动仪式变化、协调新旧秩序的绝佳手段。在民间信仰中，神谕的传达隐含着权力的结构。在旧有秩序中，乩童之于人神交流的权威垄断使得神意与乩童群体的意识形态紧密捆绑在一起，信仰生态趋于保守，这使得传统的禁锢牢不可破。随着人人可用的掷筊新秩序的兴起，掷筊杯相的开放诠释使得神意的传达逐步变得民主。神明成为新时代、新群体的“代言人”，掷筊占问的结果也体现了普通民众的意愿表达。通过对传统信俗的改造，人们能直接借助掷筊来获得神明的认可与允许，进而有能力对整体的信仰生态进行改造和更新。掷筊的简约变通，成为人们革故鼎新的关键突破口和重要推动力。

　　（二）参与、博弈与平衡：神谕的把控与运用

　　在信仰活动被纳入传统文化、非遗保护的过程中，传统与现代、民间与官方之间的种种观念的对抗和妥协始终存在，并暗流涌动地生发出复杂的变化。各方力量都在这一历史的大潮中各显神通，相互博弈。因此，意见的分歧、争端层出不穷。而灵活变通的人神沟通方式——“掷筊”便成为人们平衡变革、协调争议的重要手段。

　　位于厦门的Ｄ庙始建于清代光绪年间，宫庙以池府王爷为主祀神明，信众群体以疍户渔民、商人小贩为主。庙宇的发展也与港口、渔业、贸易的变迁息息相关。Ｄ庙几经易址、发展坎坷，每当就“宫庙搬移、仪式程序、新成员加入、拍照摄像”等问题发生分歧时，他们多以乩童或“掷筊”的方式请示神明决断。但当宫庙乩童年岁已高，无法再传递神意时，Ｄ庙的主事者们为了降低发生变数的可能性，往往会根据自身需求去设计占卜问题，再以“掷筊”加以确定。例如，在询问仪式时间时，他们会将“神明要什么时间”巧妙转化为“我们希望神明要什么时间”，并以“某时间是否可以”代替以往一个个时辰的问询和敲定。这种占问方法一方面降低了时间成本，另一方面也将主动选择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当面临“拍照录像”“女性参与”等与传统习惯存在冲突的状况时，承担仪式活动的传统派与负责外联的革新派会根据各自诉求、各施其能，在推动仪式、设计问题、诠释神谕的过程中进行斡旋，这背后即两方的角力与对抗。

　　掷筊时，执行者、占问技巧以及诠解答案的方式尤为关键。掷筊之人代表的利益及其观点计划，已然大体决定了事件的发展走向，这正体现了民间信仰的自主性：没有严格的教义、科仪、礼俗的限制，而是从人本身及彼此之间的实际关系出发。无论是承继者的选择，还是科仪时间、地点的敲定等，人们心中已有大致的答案，掷筊则是他们询问神谕、最终确认、透明公布的最好方式。于此，人神之间不再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沟通，而是人们在向神明传达意愿和期待，并尝试通过反复地掷筊获得神圣的积极答案。于此，紧张刺激的掷筊现场或正如陕北“抬楼子”人神交流现场一样，“是一个具有表演性质的协商仪式”。人们在掷筊时通过“语言的技术”和“概率的运算”，对神谕进行把控，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信仰生活中仪式的繁琐、模糊以及人们之间的争执。

　　掷筊的神谕传达也是平衡内外角力、官方与民间不同意见的有效方式。随着传统文化、非遗运动的火热发展，地方社区居委会、地方文化馆等组织大规模地加入地方信仰生活的“运转”中，并深刻影响了地方的文化生态和发展路径。因此，各方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增多。面对官方力量的深度参与，庙方借助掷筊探寻神意，以此捍守立场。庙方以神之名争取缓冲空间的应对话术，展现出他们面对外部压力时的有心无力，以及不得不设法应对的灵活技巧。并且，掷筊所具有的灵活性和让渡性也使得它能够为官方所接受。出于对民间信仰的尊重，“神明的意思一定是要问的、要听的”也就构成了庙方与官方之间默契保留的最低原则。同样，如何问、如何掷筊的占问过程也是二者之间协商、讨论的过程。

　　此外，以官方为主导的新兴民俗文化活动的出现也使得原本以“乩童”等灵媒为核心的信仰生态逐渐被弱化和规避，传统民间信仰秩序逐渐转化为以民众意愿为核心、以本土文化为主轴的现代样态。实际上，中国民间信仰一直以来便强调对个体生存的关注，而这一转变呈现出更为强烈的个体化、现代化的倾向。这一趋势也反向助推了掷筊在当代民间信仰生活中的广泛运用。可以看到，掷筊的发展演变体现了人们在民间信仰实践发展中强调主体性、实用性的行为逻辑，同时也为神明的神圣性、灵验性让渡提供了合理的言语与行为阐释。人们将与自身、他人，与神明、祖先的交互往来都内嵌至掷筊这一神圣的、灵活的人神交流机制中，这为信仰实践提供了多种可能。

　　掷筊作为中国传统占卜方法之一，其内在规则和实践秩序容纳了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以及民间活态的实践逻辑，是徘徊于传统与现实之间的民俗生活的鲜活呈现。在差序结构的“人的秩序”与分门别类的“物的秩序”之上，掷筊“灵活变通”的实践秩序赋予了信仰实践以丰富的可能性，更呈现了神圣空间中人、事、物之间的复杂关联。

　　交流互动是掷筊的核心功能，也是其维系、运转的关键。在长期的历史演变和具体的民俗生活中，掷筊实践逐步发展出一套系统的双向互动机制，其中不仅有最初的人神交流之功，更衍生出人与自身、人与人之间的有效互动。自我理解、仪式推进、集体决策成为掷筊的三重实践价值，这也从侧面展现出日常民俗生活的复杂性，人与人、人与神之间有趣的交互沟通、制衡对抗也表现得淋漓尽致。掷筊行为囊括了民俗生活中人们对于信仰习俗的需求、期待与实践，以及以人为中心的实用原则。

　　面对现代化进程，人们在对掷筊规则、秩序的承续与更动过程中尽情发挥着智慧与经验。人们对掷筊实践进行调整和改造，以此凸显出强烈的主体性，并进一步借助掷筊这一具有公共、民主色彩的神圣工具来突破传统、推动变革，掷筊在新的历史时期承担了更多协调冲突、达至平衡的重要职能。这一现象与掷筊内在规则中追求动态阴阳平衡、谋求有效解答的基本功能暗暗相合。

 

　　（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原文来源：《民俗研究》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