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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家的现代化开启了新时代，电话和网络普及、农民工大潮、城乡差距缩小……种种因素造就了今天的互联网时代，冲击着传统乡村生活。与此同时，我们国家迎来了文化遗产时代，非遗保护逐渐进入常态化。互联网时代与文化遗产时代的相遇产生了一些列文化现象：文化物流、文化流变、文化融合、文化同质、文化衍生、文化功利……这些非遗传承问题的突显为非遗传承带来挑战。
国家在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中不断实施新政策、新方案，尤其是文化部自2015年开展的非遗传承人群培训计划，成为近几年非遗传承工作的重要举措。非遗传承与保护实践工作的推进，让我们思考互联网时代的传承该如何由文化自发转向文化自觉。大学非遗、社区非遗、少年非遗、海外非遗等传承的关键词，应当在这个传统与现代不断碰撞的对偶时代引发我们的思考和实践。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村社文化 互联网时代 活态文化 大学非遗 社区非遗
从万维网诞生到今天的自媒体时代，不论城市还是乡村，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这个古老的文明国家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文明转型。现代化、城市化以及互联网带来的全球化，都在深刻影响着中国传统的乡村生活。与互联网同时步入我们生活的还有文化遗产时代的到来，随着中国的非遗项目在世界非遗名录中的逐年增添，国家的一系列保护政策相继实施。虽然“非遗”已进入人们视线，但是，传统村庄的减少、农耕方式的替代让非遗原生环境发生改变，自发性的民俗生活在发生流变、衰退甚至消亡，由此引发了一系列非遗现象与非遗传承难题，传统与现代的对抗让我们思考今天该如何面对非遗的传承与实践。
一、互联网时代的文化生态
在近十几年的时间中，我们迎来了文化遗产时代，无论是国家的政策还是人们的眼光都在逐渐向非遗聚焦，关于非遗的保护方案和措施不断出现。但是非遗消失的速度远快于我们保护的速度，根本原因是非遗所依赖的传统农耕环境的变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城镇化水平从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11年的51.27%，与之而来的是乡村数量的急剧下降，我国的基层行政村数量从改革开放时的690388个，减少到2011年的589874个，平均每年减少2956个。[1]行政村递减速度尚且如此，自然村数量减少速度可想而知，从2000年到2010年的十年时间里，约有90万个古村落消失[2]。
自然村庄的消失意味着村落中物质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失，即便是幸存下来的自然村，人们的生活方式相对农耕社会时期也发生了巨大改变，公路、电缆、网络让村落联通全球，传统文化在悄无声息地变化。
1、互联网时代的文化遗产历程
2001年5月1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宣布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单，昆曲列入其中，中国成为首次被列入世界非遗名录的19个国家之一。昆曲进入世界非遗名录让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在我国正式登场。
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4年，我国成为率先加入该条约的公约国。同年，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发起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启动，唐卡、年画、剪纸、古村落、口头文学等一系列文化遗产的建档与整理工作在全国铺开。
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和《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正式下发，确立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十六字非遗保护指导方针，并要求建立国家级和省、市、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系，同时，各级非遗工作部门相继建立，开启了我国的“非遗四级保护体系”。2006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实施，对国家级非遗的记录、保护、传承，传承人的认定、职责、培养以及各级管理部门的职责等一些列具体行为和要求做出了明确规定，这一办法的实施为明确我国的非遗四级保护体制工作方法指明了方向，非遗保护开始走向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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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赵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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