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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与皇帝之间的确存在着一种关系，一种衔接（Konnexion），但这两个实体有着非常不同的力量／权力。世间的统摄者是皇帝而不是天：“并非天赋予世人应遵守的律法、神圣之法、宗教之法、伦理之法。并非天统摄自然，而是皇帝主宰着一切，只是他与天相关联（in Zusammenhang）罢了”（卷4，第447页）。
阿米欧与黑格尔：资料来源问题：这些新的概观使黑格尔重新阅读了阿米欧神父的信，并在其1827年的课程中引用了他从前忽视了的那个历史叙述中的一个插曲：即武王登基后放道士们归山的片段。
但有必要事先交代一下阿米欧神父所采用的主要材料来源——《封神演义》的性质。
在一个文献引用相当全面的文本里，柳存仁认为《封神演义》的作者不是传统所说的许仲琳而是十六世纪嘉庆年间变成了道士的文人陆西星。无论我们是否同意这个说法，该书作者却无疑才学不凡，深受道教滋养，同时又熟悉佛教，尤其是密宗传统。小说讲述的事件、纣辛与武王之间的战争、武王的胜利完全取决于一个超自然的或法术的大叙述，是后者支配了前者的展开。而它的起源则是道教两派——阐教与截教教主之间的较劲，如柳存仁所示，它们的竞争反映的可能是宋末以来官方道教的两大流派——全真派与正一派之间的较量，前者以“内心修炼”见长，后者则以各种仪式如鬼神崇拜、画符念咒、驱鬼降妖、祈福禳灾等实践为胜。在小说中全真派支持武王的反叛，而正一派则奉诏捍卫商纣的统治。事件的秩序由阐教教主——神仙元始天尊道出：其弟子犯了杀戒，此当是世间灾难、改朝换代及又一轮宇宙更新的封神之兆。
因此，由阿米欧神父讲述并被黑格尔重复的那个故事，乃是细腻而复杂的道家世界观在更为普遍的宇宙层面上的演义。在这样一种背景中，法国传教士及德国哲学家的态度自然源自极为不同的策略。对阿米欧神父来说，他要描述的是一个他认为对中国人原始宗教的腐坏负有责任的邪教，以满足欧洲读者的好奇心：而事实上，中国文人传统中保存的对这种原始宗教的记忆是被歪曲和遗忘了的原始启示的产物。他还要显示，尽管国教即儒教有其弱点，从根本上还是有别于这种异端邪说的：他写道“作为如今已失去信誉的文人教派对手的道教宗派，最终是遭到所有重视荣誉的人们的蔑视的，因为几个世纪以来，道教中的术士只不过被当做民族中的败类看待……”（《中国札记》，第208页）。阿米欧所描述的道教尽管既确切也有其特质，但却完全是负面的。对于黑格尔来说则相反，受到阅读阿贝尔•何穆萨及发现老子思想的启发，他想做的是汇集一切信息以便对该教进行一种特殊的解释。
阿米欧与黑格尔：策略上的差异：我只打算在此给出两个例子来证明这种诠释策略上的差异：即“两本书”的问题及武帝放道士归山的问题。
黑格尔引用的叙述以一种颇为古怪的方式提及了两个支配着新皇帝重组宇宙的文献：他说，君主声言“在他与天的关系就绪之前”他不能登基为王。“据说，旨在使帝王与天的关系就绪的国之法度，包含于两部书中，此两部书保存于元始天尊之手……”（卷4，第203页）。黑格尔这里紧跟着阿米欧神父的说法：“天与他之间的这些安排藏在两本书中，而这两本书掌握在昆仑山老道元始天尊手中。第一部载有新法；第二部则有众神之名位，它们应成为王权在自然界的新代理者”（《中国札记》，第233页）。
事实上，小说中只提到一部书，即那本著名的《封神榜》，因了它，小说主角，即后来成了元帅的神仙姜子牙，才能向战死者颁布那些成为新帝国神灵的名单与职位24。在武王封列国诸侯与封神之间是存在着某种对称关系的。但小说中并没有提及现世法律之书。武王登基时有的只是祭坛受册宝和散财之举。
所以，阿米欧神父是从别处而非在小说《封神演义》中想到，另有一本书记载有完善统治的原则。其实，德•梅拉神父（leP．deMailla）在其《中国通史》（HistoiregnraledelaChine）中曾在谈及周朝建国初年时明确说道：“特别关心其社稷的武王召集了所有列侯，并向他们请教，是否有关于君王修身立德以保万民乐业、宗室延续及子孙德行之作。”其中一位师爷回答他说，先帝“令人钦佩的法理”就在《丹书》（Tanchou）之中。于是，武王空腹净身并于庄严仪式中聆听该书之法。
由德•梅拉神父十八世纪译成法文的朱熹《资治通鉴纲目》，使我们了解到这个插曲乃出自《大戴礼纪》。被推荐给新皇上读的那本《丹书》或“朱漆之简”是一本道德启示录，据说是文王时代出现的一部奇书。阿米欧神父为了资料来源不引起怀疑而采用了德•梅拉神父的这个译本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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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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