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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围绕田东嘹歌整理的研究
关于田东嘹歌的研究中对《嘹歌·唱离乱》的研究最多，偶尔也有针对整个嘹歌的研究。这显然与嘹歌搜集整理先在田东进行以及《嘹歌》的第五部分《贼歌》被黄勇刹先生翻译并正式发表有关。陈驹的《壮族民间长诗——﹤唱离乱﹥的艺术个性》[13]属于文学研究，认为其艺术个性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题材、写作角度和人物选择上别开生面;二是在叙述的角度、重点和方式上不同一般;三是在语言方面对群众口语和壮语诗歌形式的创造性继承、运用。黄云的《论壮族长诗﹤嘹歌·唱离乱﹥的艺术特色》一文中认为“长诗有如下艺术特色：一、叙述手法独特,全诗采用一唱一和、一问一答的形式描绘故事的发展过程。二、诗文所用语言贴切而生动。三、对某些场景采用巧妙的暗示，而不是正面描述。四、对男女主人公的心理活动进行了细致的描写。五、诗文蕴含浓厚的民族色彩。”[14]与陈驹文章同属文学角度研究其艺术特色但是同中有异。梁杏云的《嘹歌·贼歌的艺术特色及其反映的壮族文化心理》在谈《贼歌》(即《唱离乱》)的艺术特色的同时对其进行文化心理解读，认为《贼歌》“记述了土司制度下壮族的社会生活、宗教信仰、平乱战争、风俗文化等，反映了壮族传统的思想性格、价值观念、文化心理等。《贼歌》采用壮族情歌套路式的表现形式，将记叙和抒情结合为一体，语言生动，情感丰富，风格独特，堪称壮族民歌的典范。”[15]黄绍清的《壮族反战乱长歌——﹤嘹歌·唱离乱﹥》[16]一文在介绍了嘹歌的概况后，重点讨论了《嘹歌·唱离乱》的产生和传唱、主题思想、艺术魅力等，也属于文学研究的范畴。罗汉田教授的文章《﹤嘹歌·唱离乱﹥时代背景浅探》[17]一文将右江地区的历史与诗歌文本中的地点等相结合论述《嘹歌·唱离乱》的时代背景，认为历史事件不可能和诗歌中所反映的同步。周国文的《论嘹歌》[18]一文中作者明确说明对嘹歌进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从嘹歌的生存环境入手，探讨嘹歌的音乐结构(包括嘹歌的形式结构、音乐结构、歌词结构等);另外还论述了嘹歌的源流问题。其中对嘹歌的音乐学研究是对嘹歌研究的重要补充。何霜的《﹤嘹歌﹥版本存疑》则是针对嘹歌的整理翻译问题，以广西民族出版社1993年出版《壮族民歌古籍集成·嘹歌》为例，认为《嘹歌》的翻译整理版本有很多错误，“最主要的是拼音壮文和翻译方面的问题，影响了《嘹歌》的学术价值的发挥和艺术魅力的体现”[19]。
上述文章都明显以田东嘹歌的搜集整理为对象，研究的范围虽然涉及文学、历史、音乐、版本等，但是其中尤以文学研究居多，可以说是“文学中心式”的。而在文学研究中，又以正式发表的《唱离乱》研究为主，嘹歌的其他的部分没有被研究，这在总体上限制了嘹歌研究的全面和深入程度。总体来说，首先应该肯定上述研究的贡献，但是，视角单一，比如重文学研究，而忽视嘹歌的其他多种价值是其不足。
以田东嘹歌为对象且偏重文学研究的局面从农冠品的《泛说右江流域壮族嘹歌》一文开始得到纠正，该文不像上述其他文章那样明显以田东嘹歌为对象，而是对整个右江流域流传的嘹歌为研究对象。文章认为“流行于右江流域的壮族嘹歌，是歌圩文化的艺术产物，是该地区壮族民情、风俗、历史、愿望、技艺传承等丰富内涵的载体，嘹歌是一部由壮族民间歌师歌手创造的智慧的结晶，是一部经民间长时间传唱相对稳定的抒情组歌的组合。”基于这种认识，作者从“一、嘹歌是右江地域壮族文化特色的典型”“二、对嘹歌文化艺术价值认识提升经历的回顾”“三、嘹歌是右江地区壮族多彩文化内涵的载体”“四、嘹歌是壮族本土原创艺术的珍贵财富”[20]四个方面对嘹歌进行了多层面的研究，不只是文学研究或文化研究的单一视角。其研究引入地域文化视角,拓展了嘹歌研究的视野，扩大了嘹歌研究的范围，丰富了嘹歌的研究。在这篇文章之后，嘹歌研究的一些重要文章均围绕平果嘹歌进行，并且明确将嘹歌作为一项民族民间文化事象来研究，视角多样全面。
3、 围绕平果嘹歌整理的研究
平果嘹歌的研究与平果县对嘹歌文化价值的重视关系紧密。平果嘹歌的研究与田东嘹歌研究相比具有集中的特点。平果嘹歌最近一次的整理和研究是几乎是同步进行的。除了何毛堂的《壮族古代人文精神的文化丰碑——评介﹤平果嘹歌·长歌集﹥》是针对《平果嘹歌·长歌集》出版而作，作者说他“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谈谈这部经典之作的文化价值”，从“一、平果嘹歌对壮族古代文化的传承作用”、“二、平果嘹歌体现了古代壮族民众对人文精神的赞美与追求”、“平果嘹歌具有古香古色的原生态特征”[21]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其他八篇关于平果嘹歌的研究文章于2005年连续发表在《广西民族研究》上。这是一个由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一些壮学研究方面的精英组成的学者群体“2004年2月和4月，我们两次到广西壮族自治区平果县对壮族嘹歌文化进行调查研究”[22]的成果。该学者群体不像田东嘹歌研究那样多局限在文学研究方面，而是将嘹歌当成一种民族民间文化进行多层面多视角的研究。覃乃昌研究员的《﹤嘹歌﹥：壮族歌谣文化的经典——壮族﹤嘹歌﹥文化研究之一》[23]作为该学者群体嘹歌文化研究系列的第一篇文章，具有总起性质。文章阐述了嘹歌产生的环境、基本内容、艺术特色、名称及其文学价值、艺术价值、历史价值、民俗学价值、语言文化学价值、古文字研究价值等多种价值，认为嘹歌是壮族歌谣文化的经典;也涉及嘹歌的保护和发展。本文是对嘹歌的全面把握，充分肯定了嘹歌在壮族歌谣中的地位和价值，深化了对嘹歌的认识。郑超雄的《壮族﹤嘹歌﹥的起源及其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壮族﹤嘹歌﹥文化研究之二》对嘹歌的起源及其传播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认为“《嘹歌》是一种具有特定的地域性和特色鲜明的壮族传统文化体系。这个文化体系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逐渐积淀形成的。《嘹歌》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的《越人歌》，甚至更早，其成熟规范期是在明代。史诗《贼歌》是《嘹歌》文化体系成熟的重要标志，随着壮族文人群体汉文化水准的提高，古壮字在壮族社区内的流行，是《嘹歌》文化体系成熟的前提条件。”[24] 郑超雄的另一篇文章《关于壮族﹤嘹歌﹥文化中心地的探讨——壮族﹤嘹歌﹥文化研究之三》[25]重点讨论了《嘹歌》文化中心地的问题，从历史上思恩府治政治中心曾在平果、嘹歌中地名多在平果以及嘹歌演唱氛围等方面分别论述，从而得出结论：《嘹歌》文化圈包括今广西平果、田东、马山、武鸣四县地，《嘹歌》的文化中心在平果县，然后向周边辐射。这是针对早期嘹歌以田东为中心的认识提出的新见解。滕光耀的《﹤嘹歌﹥的内容、形式和分类——壮族﹤嘹歌﹥文化研究之四》[26]一文详细论述了《嘹歌》的内容、形式，并对《嘹歌》进行了细致的分类。潘其旭研究员的文章《壮族﹤嘹歌﹥的文化内涵——壮族﹤嘹歌﹥文化研究之五》[27]，从生活形态、民族思维，以及壮族的价值观、婚姻观、社会观、岁时观念等方面阐释了《嘹歌》丰富的文化内涵，并由《嘹歌》探讨了壮族传统歌谣艺术从《越人歌》到《刘三姐》歌式的发展。覃彩銮研究员的《论壮族﹤嘹歌﹥艺术的美学价值——壮族﹤嘹歌﹥文化研究之六》[28]一文认为《嘹歌》作为壮族歌谣的经典之作，具有音乐艺术和诗歌艺术的双重特性，然后分别从形式美、内涵美、意境美、韵律美、悲剧美以及社会美等方面对《嘹歌》的美学价值和美学特点进行了探讨。覃乃昌研究员在另一篇关于嘹歌的文章《壮族﹤嘹歌﹥的传承与传播研究——壮族﹤嘹歌﹥文化研究之七》[29]中，从《嘹歌》的起源、形成说起，从家庭、歌圩、歌书以及现代的广播、电视、录音磁带、VCD光盘等传承、传播媒介论述了嘹歌的传承与传播的情况，并指出政府、社会团体在《嘹歌》传承传播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对嘹歌的传承与传播作了提纲挈领、详尽周密的论述。蓝阳春的文章《﹤嘹歌﹥的特色及其在壮族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壮族﹤嘹歌﹥文化研究之八》[30]概述了《嘹歌》的特色，从壮族歌谣史、壮族礼仪习俗、土司制度等方面论述了《嘹歌》在壮族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以及“嘹歌”作为一种旅游资源的开发价值。
由以上所述的九篇文章，我们不难看出，关于平果嘹歌的研究虽然起步没有田东嘹歌早，但是起点是比较高的。发表的文章和前述围绕田东嘹歌研究的文章相比，研究视野较为开阔，研究视角也相对多样化，将嘹歌作为一种民族民间文化事象，对之进行文化社会学、历史学、民俗学、美学、传播学、文学等多层面多视角的研究。这种对嘹歌作为一种民族民间文化的多向度阐释(尽管文化视角在此前已经进入嘹歌研究，比如前面提到的农冠品先生的《泛说右江流域壮族嘹歌》一文)拓展了嘹歌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尽管并非每个方向的探讨都十分细致、深入。这为我们今后继续深入研究嘹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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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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