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与文字
我想强调有关口头文化中的记忆和识字文化中的口头成分中的记忆的一个悖论(可能是一个错觉)，我在开始时就提出了这个对比。在犹太人的传统中，Mishna[4]这个词指口传律法，与Mikra(书面律法)相对。口传律法是由上帝用《旧约全书》的前五卷传给摩西的，不过是作为口头的补充。它现在是以书面形式存在，但就像我们说的那样，它是靠逐字背诵来学会的：它在某种意义上通过口传被保存在记忆中，而且如果需要就可以通过口语传递。Mishna这个词实际上来自动词“传授”，特别是通过口传重复传授。事实上，“the Mishna on Idolatory”已经被描述为显然是用有利于记忆内容的过程的一个视点来编排的。有些枝节似乎的确是以观念联想原理为基础的记忆辅助工具。
这里奇怪的是，恰恰在识字使最大程度地减少记忆储存成为可能的时期，人类社会却采取了相反的策略，至少在某些情境中是如此。如《密西拿》的编者爱德华兹(W.Edwards)在1911年所写的那样，“对于现代心理来说，令人好奇的一点在于大量的知识和见解……绝大多数、也许是全部没有文字的辅助在学校就被记住了。它只是通过记忆、通过口头的重复来传递的，因此有了‘口头传统’这个说法”。但重要的是，掌管这个过程的人是书写员和诡辩者，他们自身就是文字专家。
书写员的角色表明，这个陈述并非十分充分。学生可能听到某个书面文本的口头异文并把它留在记忆里。例如，许多人以这种方式学会了主祷文[5]，但常常有一个书面的异文可以供人核对。他们这样做是因为，或许追随柏拉图的忧惧，完全通晓一个文本就意味着要背会它。有些人，特别是基督教的基要主义者，仍然就整部《圣经》给自己确立了这个任务;更常见的是《古兰经》也被如此对待。事实上，穆斯林学校常常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在不说阿拉伯语的国家里，这部经书继续被人以最初的语言(真正是神的言辞)阅读和学习，这意味着许多人只是背会了文本但并不懂阿拉伯语或者不知道怎样读它。如果他们也了解了意义，那是因为他们同时已经学会了一个类似的文本(或者可能是一种发音);但是，他们不能把一个文本翻译成另一个，也不能根据文本自身来理解。这种学习形式导致逐字记忆技巧的发展。当这些特质在利比里亚的瓦伊人(the Vai)中被验证时，穆斯林识字者，即使他们不懂阿拉伯语，也比英语、瓦伊语本身中的识字者或者那些根本不认识任何文字的人更加熟练。
一个类似的例子似乎已经出现在《梨俱吠陀》的情况中，对东方学家们来说，这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学者们经常描述这个文本是如何通过口承从婆罗门年长的一代传给下一代的。我们再次注意到，正是书写员掌管着所谓的口头传承，这本身就是一个暗示性的事实。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文本自14世纪以来已经以书面形式可以得到，而且有些学者的确已经暗示出它起源于公元前1500年甚至公元前5000年。和《密西拿》一样，《梨俱吠陀》包含着许多内在的记忆手段;其韵文精练的语音结构似乎取决于认识字母并以此帮助学习者准确地回忆内容。对老师来说，总是有可能回头看着文本并且检查他或他的学生是否出错。这种传递形式与婆罗门传统是联系在一起的，即吠陀是apanuruśeya，并非由任何人类力量产生的：它们永恒地存在着并且早于世界本身。所以对婆罗门来说，不存在由神或人创作的最初的书面文本。其他一些婆罗门文本传统把它们的起源追溯到超人的先知或ŕśis，他至少通过暗示接近了这些为该传统添加了可靠性光晕的绝对文本。
同样的思考大概也适用于荷马的作品，关于这些作品，也有涉及它们是否在某个口头文化中通过口承被创作出来的冗长的争论。可以肯定的是，它们是通过口头语词、通过吟诵在每年盛大的酒神节上向听众传递的。另一方面，自从公元前650年左右被创作或记录下来以来，它们已经以书面形式存在了;它们的交流掌握在吟诵者(rhapsodes)而非抒情诗人或创作者(aidos)手中。
为什么能够阅读《圣经》、《古兰经》、《梨俱吠陀》或荷马的人们要把这些作品移交给记忆然后作为口头语言来创作它们呢?部分的原因在于精通某个文本，就像精通华兹华斯的一首诗一样，常常意味着逐字逐句地记住它。“你懂得‘我独自漫游如一朵云彩’吗?”就意味着“你熟记它了吗?”你用语词内化了意义，这个意义现在成为你和你的意识的一部分。能够以这种方式引述是有威望的——表明你是一个受过教育的男人或女人，也可能有助于你自己组织你的经验。回忆“苍蝇对于淘气的孩子就像我们对于众神一样”可以强化我们在残暴的命运的打击下的自我控制。而且，记忆通常是为了传播的目的而把一个文本转变为一个表演(就像一出舞台戏剧)所必需的。说众神的语言尤其具有超凡的魅力。
这产生了什么差异呢，是作为内化的(书面)文本和作为无文字的文化中的一种言说之间的那种区别吗?作为某个书面文化的成员，我们容易把我们自己的记忆程序读回口头文化之中。我们通过识字的眼睛看口头文化，但我们需要从内部看口头性。
考虑一下这个差异。如果我在某个口头文化中听到了一个略长的诗或吟诵，我可能试图把它放在我的记忆里并在后来重复它。最初的吟诵者甚至可以纠正我在试图复制他或她的异文时的重复。这个程序可以引导我们假定，准确地复制是这次学习的目的，这个语境中的程序没有给发明或创造留有余地。但抛开常常不确定的演员的意图不说，理论上是否可能在某个口头文化中完整地复制任何长度的一段吟诵呢?
在一套著名的实验中，围成一圈的人们被要求一个接一个地传递一个简短的口头信息，彼此都不能让别人听见。结束时的信息和开头时的信息非常不同。所以，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在纯粹的口头文化中，长篇吟诵的精确复制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当老师不在场时，你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回头参考，没有书本，没有模式，除了有留在你记忆中的东西。我们知道那可能会多么靠不住。或许因为弗洛伊德曾经讨论过的那些原因，我可以一致地把某个名字从布朗先生转换为布莱克先生。你知道那种感觉。你无法阻止你自己。如果老师不在场而且没有固定的文本，你就会把这个变化传递给你的所有听众。你和你的听众之间的传递就好像你和你的老师之间的传递一样;也就是说，是特许的。被记诵的异文变成了真理，变成了正统，而你就变成了“权威”。
继续浏览：1 | 2 | 3 | 4 | 5 | 6 |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文学网 2006-12-13
【本文责编：思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