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制和多样化
如果你认识到这一点，那么，许多文化传递都是这种类型。把文化传承看作遗传的精确复制和一种文化模仿，是错误的;遗传复制多半是自我复制，但人类的学习包含着生成过程，即所谓的“学会了解”。资料中发生了某些变化，因为有外界的压力，迫使或激励调整;其他一些变化是因为有意识的创造行为，这和这种调整几乎没有关系。你可以通过考察毗邻的文化(如弗雷德里克·巴思[Frederik Barth]在新几内亚所做的那样)来看到这一点，这些文化曾经一度肯定是一样的。洛达基人的地区包括的一些居住地和世系彼此与相邻的居住地和世系都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洛达基人的“文化”只是以一种相对的形式才与其他文化区别开来，就像一种语言的各种方言，逐渐覆盖了一个广大的区域。方言能够变化只是因为记忆、模拟、模仿是不完善的;遗忘可能发生，但在许多情况下，完美的复制根本就不是目标所在。人类文化的其他一些特点也是如此。在缺乏抑制变化的核心控制机制时，行为差异永远要以这种方式出现;逐字逐句的记忆中几乎没有精确的复制。
口头记忆当然只是重新加工过的经验。只有依据这样一种观点，我们才能解释相邻的文化(即使非常小)如何表现出这些差异;这个世界即使在最简单的社会中也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多样性。书面文化更容易确立相对稳定的内在规范，并且在某些地区抑制但没有阻止多样性。只有在剑桥各个学院这样的识字文化中，我们才发现人们在一周的每天早晨都吟诵着同样的祷文，不管天气如何、国事如何，没有任何创新的想法。
在其他一些地区，文字也鼓励多样性，因此带来艺术世界的高度翻转和知识积累的加速度。但在某些情况下，文字确立了一种遵从、一种正统，就像《圣经》在数世纪都没有经历变化一样。例如，考察一下中国，由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组成。我们在那里发现了非常相似的婚礼和丧礼，从遥远的东北一直延伸到西南。为什么?因为实践的多样性受到把汉字引入部落民族的一个文明过程的有意压制。这样就有了仪式用的书本，它们规定了人们在这些正式的场合究竟如何去做。这个帝国所有公民的义务就是遵循这些书面的规则，以便以适当的方式结婚。书写的词造成了口头文化中几乎不可能有的一种情境。在后者中，记忆储存极少是精确的，它为仪式的连续创造留下了更多的余地，而为识字所提供的那种知识的不断积累留下的空间更小。
我并不是说，口头文化中的人们从记忆库存中不能精确地复制。如我们所见，对于孩子来说，当几乎没有不精确复制的余地时，就出现了使他能够学习某种语言的模拟。其他一些交流事项、较短的活动如谚语和歌谣(借助韵律的地方)，仍然是这种情况。它也出现在短篇叙事序列中，如民间故事中发现的那些序列。这些比巴格里承受了更少的变形(实际上，就像荷马中的希腊民间故事一样，洛达基人的序列被合并到巴格里中，在此他们构成了相对恒定的吟诵成分)。因此，从一个文化到另一个文化的民间故事的相对主题和形式才有广泛的相似性。但对于更长的口头形式，记忆就变得更加困难，在这些人们自己的眼里可能也更加无关紧要。
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正是有了识字和教学，精确记忆大量材料(常常是一知半解的)的任务才被看作维持文化运行所必需的。有趣的是，恰恰是美索不达米亚最早传授文字的学校要求学生读出一块泥书板的一面，然后翻过来把他们已经读过的写在另一面上。换言之，在文字已经提供了一个记忆储存系统而不需要一个人死记硬背时，学业上仍然坚持精确的逐字记忆，好像预料到了柏拉图式的恐惧，它不相信这种新媒介对人们的心理过程所做的事情。
对有些目的来说，这样的模拟式的死记硬背是必要的和有好处的。如果你死记硬背了字母表上完全任意的字母顺序，它们甚至没有把元音和辅音归类在一起并且可以回溯到公元前1500年闪语的一种原始字母，那么，你就可以大量地掌握一个电话手册、街道指南或者使用罗马文字的任何语言所写的书目索引中包含的信息。你将在俄罗斯遇到更多的困难并且在日本迷路。但在同一个文字的轨道中，你将设法找到一个陌生城市的陌生人的地址和电话号码。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对完全任意的种类有精确的了解。许多科学的进步也是如此。记忆元素周期表或化学公式要依靠内化不太任意的知识形式，因为我们需要把不同的信息成分结合起来解决某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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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文学网 2006-12-13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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