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系统
视觉记忆方法为这种对内在记忆的依赖提供了一些例外。但是，记忆方法只是唤起内在记忆;它们不是它的替代品，不像一本书或一台电脑。这些记忆方法是一些物品，有时是还没有达到完全成熟的文字的绘制符号，因为它们并不记录语言表达本身，而只是松散地指涉着它们。
我们应该十分清楚地区分口头文化中的记忆方法和正式的文字所允许和鼓励的那种回忆。在某个层次上，它们可以被看作是对等的，尤其是对雅克·德里达(Jaques Derrida)以及其他一些后现代主义者来说，他们急于强调各种文化的相对性，并且有效地否认了等级的或进化的差异。但他们的观点忽视了文化史，因为文化确实有一个发展的历史，其中交流方式的变化就和生产方式的变化同等重要。因为储存在记忆系统中的信息极少是一字不差的和逐字逐句的。记忆系统给你呈现了一个物体或一个字素，让你想起一个事件或一次你曾经润色过的背诵。的确，如果我背诵一个短故事并且给你提供一个记忆方法，你大概能够相当精确地重复它。但这样的复制取决于我给你讲这个故事并且向你展示这种记忆方法。另外没有人能够直接从物体中把它读出来。没有哪个精确的远距离交流像用文字交流那样，它提供了一个固定的、在社会广泛流传的代码，使我们跨越时空距离与我们从来没有谋面却学会了这种代码的人建立多少有些完美的语言交流。
你可以用视觉记忆方法做很多事情。这些方法先于文字，文字是一个代码而不是一个记忆方法，它们对许多目的来说都很重要。但它们起着非常不同的作用。领土的视觉向导(一种地图)据说是由澳大利亚土著神圣的tchuringa提供的。这些给某个新成年的人提供了当地领土的一个格式化的图像，他可以在他青春期必须做出的短期丛林流浪中使用这些图像;它不仅以实际的和象征的方式引导他进入他的局部环境，而且把他引向周围地区的亲戚和邻居。
举另一个例子，即依附于阿散蒂人(the Asante)法庭的代言人的例子。除了知道一般意义上的“习俗”之外，他还在一个更特殊的意义上充当一个提醒人。他是一个通晓凳子、宝座和酋邦的历史的人，他在仪式场合要详细地讲述这些东西。阿散蒂人的历史多半是朝代史，那个代言人用那个变暗了的“凳子”提醒了这一点，这个“凳子”是每个国王当作祖先的神龛留下供人祭祀的。与这个凳子相连的可以是和这位国王在位期间发生的事件有关的各种物品。这些物品，还有神龛上的标记，包括已经在那里举行的祭祀的残迹，给这位代言人提供了有关这个历史本身的记忆线索。鼓也可以起到类似的作用。“阿散蒂人的金凳‘标志’”，罗伯特·拉特雷(Robert Rattray)在20世纪20年代写道，有“铁制和金制的脚镣，大船长和将军的金制死人面模，这些人是阿散蒂人自王朝的建立者Osai Tutu的时代以来在战场上杀死的”。“其中有Ntim Gyakari, Denkyira的国王;Adinkira，吉亚曼人(Gyaman)的国王;Bra Kwante，阿肯人(Akyem)的国王;和Mankata的相似”。最后一个名字指查尔斯·麦卡锡爵士(Sir Charles M’Carthy)，这位英国将军被阿散蒂人在1824年的Esamanko战役中杀死，他的头盖骨现在装饰着神龛。
这些历史的某些部分与其说是记忆不如说是试图就领土的所有权或裁判权的范围方面影响某位听众。在其对阿散蒂人的研究中，拉特雷谈到了获取真相的巨大困难。甚至正式的背诵也受到了当代关注的影响。Asumegya讲述的分部的历史，始于在一个星期一的晚上从地里跑出来的第一个酋长，他后面跟着7个男人，7个女人，一个豹子和一条狗。这7对(加上阿多纳[the Aduana]宗族的酋长)几乎可以肯定是代表着为阿散蒂人的亲缘关系和社会组织奠定基础的那八个母系宗族或abusua。正是它们当前的存在才唤起了历史，当然不是记忆本身。在Asumegya的叙述中，第一个国王后面紧跟着其在位期间阿散蒂人推翻了登克伊拉人(the Denkyira)的统治而独立的一个国王;也就是说，它跳到了17世纪。后来这些国王在这种历史中的作为可能通过某些和充当祖先的神龛的凳子联系在一起的物品或者通过固定在仪式用的鼓上的头盖骨而得到回忆。
在刚果共和国东南部的卢巴人(the Luba)中，谱系被追溯到开国的祖先。我们可能把这些当作神话，而卢巴人却视它们为真实;对他们来说，当下的事件通过其与神圣的过去的联系而被合法化，就像被铭记在王室的特许状中一样。这些特许状是神圣的，由受过严格训练的“记忆人”(men of memory)守护和散发。他们能够背诵谱系国王的名单以及王室特许状中的事件。在18和19世纪期间，当卢巴人的王国如日中天的时候，他们创造了辅助记忆的仪式，也发明了辅助历史记诵的记忆手段。不过，这些谱系，就像绝大多数谱系一样，常常反映了当下的兴趣而非过去的事实。
这些手段中最重要的是lukasa，一种手拿的、点缀着珠子和饰针或者雕或刻的符号的木器。在由汤姆·菲利普斯(Tom Phillips)辑录的英国皇家艺术院1995年非洲艺术展的目录中，这些板据说“仍然充当着记忆手段，通过它们的形式和图解引发历史的知识。通过口头叙述和仪式表演，这些标记既可以保存社会价值并且产生新的价值，也可以影响一般的和政治的需求”。在卢巴人引导统治者就职的仪式期间，一个lukasa被用来传授有关文化英雄、宗族迁徙的神圣习俗和神圣规则的导引;它还暗示出活动和仪式在王国中或者在某个王室居住区中规定的空间位置。每个lukasa都引发一些或所有这样的信息，但这种叙述会随着读者的知识和修辞技巧而变化。这种变化是重要的。
卢巴人的记忆手段保留思想或储存语言不如刺激它们多。它们通过其多元指涉的图解提供了多元的意义。例如，彩色的珠子指特殊的文化英雄，一行一行的珠子指迁徙。它们也编码了有关谱系的历史信息和历代宗族与国王的名单。不过，对这些视觉“文本”的阅读会随着一个场合到另一个场合发生变化，这要取决于地方政治的偶然性，这表明不存在有关卢巴人王室的一个绝对的或集体的记忆，而是有许多记忆和许多历史。
图解，还有已经部分地为文字开辟了道路的绘画，都起着类似的作用。在其对加拿大奥杰布韦人(the O-jibway)的桦树皮书卷的论述中，德威德尼(S.Dewdney)探讨了在一个特殊的萨满教形式中，这位传授者有关某个神话的说法如何被一系列绘画唤起的问题。例如，这些图标出了某个英雄的行程或某个宗族的迁徙，并且指示出路上发生的事情。这些图解在完全的意义上并非文字。它们充当了一种记忆方法。没有哪两个解释者会一起给出同样的解释，即使他们在同一个时间师从同一个师傅。这就意味着一个说法与另一个说法之间的分歧是另一个状况，它完全不同于同一个语言文本的两个读者之间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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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文学网 2006-12-13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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