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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8年起，中国又一次开始了人口的流动，而且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流动。到2008年，绝大多数的中国地区都从封闭社会、静止社会走向开放社会、流动社会，绝大多数中国底层的农民精英，都离开过家乡，并在第二故乡生活了好几年到二三十年。在这一年，尽管国家还在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宣传爱国主义，并得到了民间的热烈回应，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绝非仅仅是官方动员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它已经是民众情感的自我表达。
下面，我们来具体看看，在2008年，继春节雪灾之后，又陆续发生的几个重大历史事件中，古老的家乡观念和现代的国家观念，是如何相互碰撞、影响和融合的。
1、奥运会。
2008年8月，中国第一次成功举办了奥运会，且名列金牌榜第一。从国内和国外的媒体舆论来看，所有的中国人都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光荣自豪，这当然也包括了农民工——有很多农民工观看了奥运会开幕式和比赛，还有很多农民工则亲自参与了奥运会场馆鸟巢的建设。2008年1月31日上午——也就是农历腊月二十四，北京市市长郭金龙来到在建中的鸟巢，与参加鸟巢建设的农民工们共进了午餐[47]。尽管北京在这一年并未受到雪灾的困扰，但为了奥运会，这些农民工也没有回家，他们与在长三角和珠三角留守过年的农民工一样，一边思念着家乡，一边感受着国家的温情。在这一餐“年夜饭”中，我们可以看到，国家承认并抚慰归属家乡的情感诉求，家乡则支持并拥护来自国家的思想动员。
2、改革开放30周年。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接踵而来的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在这两个具有特别意义的年度中，当官方在总结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就经验时，总将眼光投向了农民工群体，许多以农民工为主题的文艺作品成为改革和国庆的“献礼片”，成千上万的精英获得了“全国优秀农民工”等国家荣誉，在广东、上海、浙江等地好几位农民工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长期以来，这些 “外地人”倍受地域主义的歧视排斥，但现在，他们之所以受到国家——中央政府的青睐，活跃在时代的舞台上，却要凭借第二故乡政府的培养，要归功于家乡观念与国家观念的相互融合。
3、国际金融危机。
到了2008年底，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约有1200万失业农民工离开了珠三角和长三角，返回了中西部老家。有的媒体就此对第二故乡的政府和企业给予了指责。但这种局面也情有可原，况且无论是第一故乡还是第二故乡都采取了措施来安抚失业返乡的农民工，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都对返乡农民工表示了关注。而在十年前，即使数以千万的农民工处于失业和半失业状态，都无法享受半点关爱，反而被国家和第二故乡视为“盲流”，被驱逐回老家。
到了2009年上半年，当中国经济率先从金融危机中复苏，长三角、珠三角和中西部地区，立马发生了一场农民工的争夺战，为了招到工人，这些地区使尽各种方法，其中之一是打出了“家乡”牌。第二故乡的做法，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此处不赘。关于第一故乡，我们以重庆市为例。2011年1月，重庆市官方在《致全市外出务工朋友的慰问信》中声称，根据重庆打造全球最大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的战略规划，到2015年，仅该市西永微电子产业园区就需要一线工人40万人。因此，这份慰问信在描绘了发展前景之后，又以乡情的名义向农民工发动号召：
家乡的巨大变化，与广大外出务工朋友息息相关：你们走南闯北、爱岗敬业，把用勤劳和汗水换取的丰厚报酬汇聚成了建设家乡的强大动力；你们在全国各地的建设活动中，以能吃苦、讲奉献的精神，树立了巴渝儿女质朴、勤奋、智慧的良好形象。如今，家乡的发展期待着你们发挥熟练技能和聪明才智，为家乡重庆的腾飞做出新贡献！
重庆西永新机会，十万电子好岗位。这里不仅有充裕的工作岗位，有收入的保障，有公租房、子女入学等政策环境，而且能近距离地照顾老人和子女，免去亲情的牵挂和旅途的奔波，获得家的归属感。
长三角、珠三角与中西部地区，也就是第一故乡与第二故乡之间，为了争夺农民工人力资源所施行的诸种做法，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利益的竞争，这种竞争是激烈而又和平的，而并不是军阀时代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战争；它基于家乡的意识形态来争取民众的支持，但并没有从地域主义的角度来吞并其它地区，更没有威胁到国家的主权和合法性。
4、汶川地震。
在2008年的各大事件中，最能刺激中国人思想情感的，还是5月12日发生的汶川地震。
2008年5月中旬，我在浙江余姚一个工业发达的村庄参与了募捐工作。有几位四川农民工——他们并没有来自地震灾区，知道我负责这项工作，便打电话给我，要求为汶川灾区捐款。来自江西、安徽、贵州等地的农民工，也同样积极捐款。当地的村民，哪怕是一些不识字、行动不便的年迈老人，都自发来到村委里捐款，有些信仰佛教的老人还一起为地震中的死难者念经超度，而此前，他们中间还有很多人对外地人腹诽甚多。村庄内的许多企业在地震发生的第二天就开展了募捐活动，此前，这些企业的老板和工人们正为劳资纠纷而相互纠缠。
在2008年5月份，不仅是我以及我所在的村庄，而是全中国、全体的中国人，都自觉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思想和情感出发，参与了汶川灾区的救援行动。我曾从媒体上看到这样一幅图片：有一个打工青年，他才二十几岁，衣着朴素，头发蓬松，流着泪，面部表情痛苦而激动，双手举着“汶川挺住、中国加油”的宣传标语，站在集体哀悼的人群之中。可以推想，这个普通的打工青年，也许来自地震灾区，也许来自四川其它县市，也许来自与四川相距甚远的省份。他可能受到过本地人的歧视，可能与四川人发生过误会，可能因为没有暂住证而被警察抓过，可能因为待遇过低而与企业主发生过冲突。在绝大多数时间里，他都像古代的农民一样，沉浸在自我的世界里，对于工作和家庭以外的事情漠不关心，但在国家危难之际，他抛开了一切个人的得失恩怨，表现出了高贵的爱国之情。
2011年1月6日《宁波日报》报道：３８岁的陶进，１９９７年从老家四川广元来到宁波打工，一直过着平淡的生活。２００８年“５·１２”汶川大地震后，他的生活被改变了。那天，他和几位老乡碰面，想发动一个爱心活动。陶进之前建的一个名为“四川人联盟”的ＱＱ群在非常时期成了联络工具。地震发生后第三天，他们为灾区募集到了６０多万元的物资。到2011年，陶进建立６个这样的QQ群，８００多名外来工加入，先后为四川、玉树、舟曲等地筹集近百万元的爱心款物。此外，他们还在宁波从事各类志愿服务，作为对支持汶川灾区的第二故乡宁波的一种感恩与回报[48]。
陶进的这种行动感动了家乡——第一故乡和第二故乡，也感动了国家。２０１０年，他被四川省广元市团市委任命为广元市驻宁波市团工委副书记。2010年，他被评为“宁波市优秀外来务工人员”， 这篇报道正是在他获得荣誉不久在官方媒体上发布的，报道内容很典型地反映出了由于家乡观念与国家观念的交融，所产生的一种新的“集体意识”，而且，这种“集体意识”也正是国家所鼓励倡导的。
可以看出，汶川之后，陶进以及所有的农民工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情感式社会行动，表达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除了国家的动员因素，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来自于家乡观念。因为改革开放以来，通过跨省的流动，中国的基层民众在二三十年的朝夕相处中，已建立了密切的社会联系，积累了深厚的情感，第一故乡、第二故乡与国家之间已形成了高度的认同与共识，这正是中国在初入现代化时所不具备的。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其名著《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的一段表述，为现代化以来中国人在家乡观念与国家观念的萌发与演变，提供了一个理论上的解释：
“在缺乏信任的社会中，人们忠诚的对象只限于与自己亲近熟悉的群体。人们只对自己的氏族或部落怀有忠诚感，而不可能对一般政治制度怀有忠诚感。但在政治发达的社会中，人们对这些较为直接的社会集团的忠诚是从属于和容纳在对国家的忠诚之中的。正如伯克所说的，‘对整体的爱，决不会因对局部的爱而消失。……对社会小细胞的依恋，对我们所属的小团体的爱，正是爱国家、爱社会的起点[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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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爱思想网 2012-01-09 19:11:21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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