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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这些民族近代社会的基本状况，归结起来，可以根概括为这样两个特征：经济上处于无力自拔的贫困；政治上、文化上处于被排斥受歧视的边缘状态。贫困使人们在物质生活上发生短缺，边缘化则把他们与中心体制和价值观分离开来，使他们在社会需要——伦理和心理方面同样发生短缺。因而使人们在精神上对宗教产生了特殊的需要。宗教成为他们的精神价值源泉和保持社会一致性的主要精神力量，为基督教的传播创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与心理条件。
二、基督教的传教对云南部分少数民族文化变迁的影响
基督教作为一种异质文化和精神信仰在云南部分少数民族中的传播成功，除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总体社会背景及随之而发生的重大社会变迁的影响外，还与这部分民族自身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背景有关，同时还得益于基督教传教士的传教形式。这些形式包括：传教士语言服饰民族化，以收民族认同之效；创造民族文字，借语言文字传播《圣经》，培养少数民族教职人员，实现“以苗传苗”；用少数民族历史传说附会基督教，增强皈依上帝的宗教感情；兴建学校和医院，扩大基督教的影响；笼络利用土司头人，借助传统的统治势力争取信徒；利用民族节日和习俗，宣传基督教。这些传教方式所反映的基督教文化，几乎影响到云南接受基督教的少数民族生活的所有领域，尤其是创造民族文字和兴建学校、开办学校教育，曾经使部分信教群众自动地拉开了他们与传统生活方式和信仰之间的距离，由此影响了云南这部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变迁。
云南许多少数民族大都只有本民族语言而无文字，或借用其他民族的文字，或“其记事则刀刻木”，［3］停留在刻木结绳、代代口传的原始状态之中。缺乏文字，对于基督教的传播非常不利。早期进入边疆的传教士几乎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为了便于传教，传教士不约而同地开展了创制文字的工作。他们草创了景颇文、苗文、傈僳文、拉祜文、佤文等近十种少数民族文字，皆以拉丁字母拼写少数民族母语而成，结构简单，极易掌握，只需3～5月就能写读俱通。尽管这是用于传教的、简单的少数民族文字，但也在少数民族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并使基督教有了在较大范围内以较大的规模在少数民族中获得较快发展的手段。由于传教活动的直接推动，导致了教会学校的大量出现。这种以民族文字和教会学校为载体的文化教育活动，在很短的时间内达到了相当普及的程度。至1950年为止，在以滇、黔、川三省交界的苗族地区为中心的循道公会西南教区，先后共开办中学5所、小学近百所。这种情形不仅在苗族中如此，在其他少数民族中也大体相似。例如，在景颇族地区，教会学校在教会活动中最引人注目。在云南和缅甸交界的北部景颇族地区，“从片马往密支那走，每个较大的村子就有一所小学，小村子两三村合有一所，在小学不收学费，并且还发衣服、用具。家庭只供食。教师都是本民族到缅甸读过书的人回来担任，所教都是教会的教义之类”。［4］而在怒江傈僳族和怒族地区，虽然教会学校的数量不多，但群众性的文字普及活动却十分有效，识字的傈僳族和怒族达半数以上。［4］据统计，到20世纪40年代末，教会在云南德宏等地建立了10余所学校，学生多达5000人，每年挑选一些景颇族青年由教会资助送往缅甸八莫学习。办学促进了传教，仅德宏的景颇族中就有6000余人信奉基督教。在滇北地区，基督教内地会办了6座总堂、45座分堂和212座支堂，每一支堂都办有一所初级小学。此外，基督教一些主要教派在边疆经营多年，几乎都形成了各自庞大的教育体系。教会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所从事的教育活动主要是合二而一的宗教教育和民族文字教育，教堂就是学校、学生就是信徒的现象十分普遍，因此传教士们热衷于传播他们草创的少数民族文字，从而也就对教会的扩张和发展起到了比内地更为直接而有效的推动作用。同时，也正由于这种文字和教会教育的一体化状况，基督教对云南部分信教民族的文化变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作为这些少数民族文化传承手段和民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原始教育开始被教会教育所取代。
所有社会最基本的教育都是致力于使个体适应于他所处的社会和自然环境的教育，少数民族原始教育亦不例外，它的目的是向儿童和青年传授传统的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生产技能以及适合其社会要求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的方式是非正规的，主要为家庭和社会教育。基督教的传入和教会教育的兴办使当代的学校教育由于教会的努力开始出现在少数民族社会中。教会学校的设置，其直接目的是为传播基督教和亲西方的文化服务，对此神召会曾明白表明，创办学校有两个好处：“第一，将真理随时启发儿童，使得有良好教训，直达基督真理之路；第二，因学校与学生家庭时有往来，可有机缘输进真理”。［5］因此教会学校的形式和内容自然带有浓厚的宗教内容。教会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也多是服务于基督教传教目的的。例如在滇西南拉祜族和佤族地区，美国传教士永伟理（W.M.Yuong）曾主持开办了五六期拉祜文和佤文培训班，每期3—6年不等，从各地选派骨干信徒参加学习，毕业后成绩好的送到缅甸景栋深造，余者回到各地从事文字普及和传教活动。此培训班历时20余年，先后培养了拉祜文学员1000余人和佤文学员500余人，其中近一半人成了“撒拉”（拉祜语传教之意），而且撒拉的大、中、小三个等级又是根据学习的年限决定的，由此可见，教会致力于普及文字、兴办教育与传播宗教之间的紧密关系。教会学校的介入，削弱了信教少数民族原始教育维护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功能和作用，是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否定。它逐渐拉开了受教育者与他们的传统之间的距离，割裂了受教育者与本民族文化的联系，正像有人曾尖锐批评的那样：“这些学生在教会势力之下，沾染宗教的气味太浓厚，很少国家民族意识的灌输”［6］。事实上，教会教育在某种意义上起到了培养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掘墓人的负作用。另一方面，由于教会教育向少数民族社会的移入，或多或少促成云南少数民族开始由原始教育向学校教育过渡，这一变化促进了云南部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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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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