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苑利（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北方室副主任）
当前中国民俗学发展的瓶颈
自从1983年中国民俗学复兴以来，我们着实取得了不少成就，这种成就甚至可以用“辉煌”二字形容，但这并不能说中国民俗学就没有问题，应该说，潜藏在中国民俗学界的学术危机依然存在，今天，大家济济一堂，就是要为这一学科号号脉，指出病灶，解决问题。
我以为，制约当前中国民俗学发展的瓶颈主要有两点：从其内部结构来说，与研究相比，田野作业明显不足。
由于这种内部结构的失调，所以整个学科都因此裹足不前；从其外部结构来说，由于这个学术队伍在某种程度上缺乏起码的社会角色意识，而将民俗研究仅仅当成某种个人的爱好，将自己与社会隔绝开来，因而受到社会的冷落。
先谈第一个问题：加强田野作业，是中国民俗学走出危机，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象田野考古是考古学者的看家本领一样，以民俗志搜集工作为代表的田野作业，也是民俗学者的看家本领。它既是民俗研究的基础，也是民俗研究的前提。从近80年的民俗学发展史看，中国民俗学自发生之初，便很强调田野作业，如中国民俗学产生后的第一个运动——歌谣学运动，便是从歌谣的收集开始的。以后的歌谣研究会、风俗调查会、中山大学民俗学会、杭州民俗学会以至今天的中国民俗学会，似乎都十分强调搜集工作。但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民俗学相比，我们所做的一切还远远不够。它表现在：与研究成果相比，我们的田野作业明显偏少，直接影响到研究范围的拓展。此外，虽然民俗学产生之初，已经提出比较科学的搜集整理方法，但是，由于搜集者多半是热心民俗的“在野学者”，所以在搜集质量上便不能不打上许多折扣。譬如说，他们注意的几乎只是文本的自身，而对为什么讲述这个文本，以及语境在文本讲述过程中究竟起着什么样的作用等等，几乎没有记录。文本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种单一的文本记录，直接影响到文本研究的深入。更何况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当时、甚至包括现在，搜集与研究被明显地分为“两张皮”，即：我们的学者所做的仍然是中国传统的书斋式学问，而另一部分热心的民俗搜集家则只热衷于民俗志的搜集，而对研究则缺乏起码的关照，从而使研究与搜集之间出现明显的缺环。以五四时期歌谣故事学为例，当时出于研究需要确有搜集，如顾颉刚为研究孟姜女故事，就曾刊发过征集启事，当时也确实搜集了不少作品，但这些作品几乎都是别人收集的，研究者本人并没有从事这项基础性工作，因而也就无法利用这些文本故事的其它背景材料，其研究也只能局限于对文本本身的追述。此后对《月光光》、《看见她》等作品的研究基本上一直在沿用这个套路。这种缺憾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时期。这一时期，我国的一批民俗学工作者在祖国大西南通过田野作业，搜集到大量的有关中国南方少数民族民俗志方面的资料，他们将这些田野资料与古籍相结合，在取今证古方面取得了不少成就，同时在对神话社会功能的阐释方面，也进行了不少有益尝试。许多学者认为，这一时期的民俗学研究，代表了我国解放前民俗学研究的最高水平。这个事实告诉我们，科学的田野作业是学术研究的基础与前提，特别是由研究者亲自参加的田野作业，对于研究者的学术研究，是十分重要的。这是因为：它不仅能帮助研究者搜集到更为科学的讲述文本，同时还在于它能通过研究者的亲自调查，使研究者掌握更多的背景（语境）资料，从而为研究者从事文化功能学的研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前提。从我国民俗学发展现状看，我国当代民俗学研究仍然存在着搜集与研究相脱节的现象，这也是我国民俗学研究工作中搜集不甚科学，研究不尽深入的根本症结之所在。因此我们说，加强田野作业乃是中国民俗学在下个世纪能否跻身世界民俗学强国之林的唯一切入点。这就要求我们“看重”田野工作，充分意识到民俗调查本身所应有的学术含量，尽可能快地培养出一批“本土”搜集人材，同时强化学者田野作业的力度，使＂搜集人员学者化，研究人员田野化＂。这一口号的提出基于这样一种理念：民俗是一种“活态”文化事项，其内涵、功能、性质、意义尽隐含于民众生活之中，要想全面把握民俗运动的一般规律，重要的途径之一，便是深入田野。
现在再来谈谈第二个问题：
作学问不是作买卖，但＂学问＂也应视为一种商品，制作时要充分考虑到市场的需要。一般而言，社会科学，特别是其中的人文科学，国家是最大的买家，这就要求我们民俗学者们时时关注国家需要什么？社会需要什么？如果你生产的＂产品＂非国家所需，你被国家忽视，这也是很自然的。这就要求我们每个学者必须加强自己的使命感，使民俗学成为一门“经世济民”的学问。当然，学者的使命感与以往的庸俗社会学是两回事。
一门学问能否永存与发展，取决于它是否能帮助人们说明了某些问题，解决了某些问题。有了这种功能，学科就会发展，否则只能昙花一现。现在搞民间文学的人常常谈到学科的危机，我们着实应该认真考虑一下为什么我们会感到危机。我以为危机的产生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作为一门学科，它渐渐失去了自己的社会功能，最后被社会所淘汰；一是在学科内部缺少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思路，缺少新的生长点因而自消自灭。回头看看，五四时期的中国民俗学为什么没有危机意识？因为它一强调民主，二强调科学，它迎合了时代要求，所以非但没有危机，反而引起了许许多多学术大家的关注，这绝不是偶然的。但必须提及的是，随着所谓＂学科＂意识的增强，我们似乎渐渐忘却了自己的社会职责，使研究变成了一种纯个人的兴趣与爱好，使之成为远离现实的空中楼阁，如此一来，它被社会所淘汰的日子也就为期不远了。
我以为，作为一名民俗工作者，他的使命不外乎有两个方面，这便是问俗和用俗。问俗就是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告诉人们什么是民俗，以及各种民俗的来龙去脉；用俗就是发扬良俗，摒弃陋俗，为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遗产服务。
任何一门蓬勃之学都是应天时而生的，这里的“天”，就是时代的呼唤，需要造就新学，民俗学就是一门在文化重构的呐喊声中诞生的新学。先贤们都清楚民俗学在文化重构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也是五四时期、延安时期、解放初期以及打倒四人帮之后的各个新文化复兴时期中国民俗学（含民间文学）之所以能够得以飞速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个学科的生命表现在它的不断探索，不断求新上。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今天的中国民俗学也应该有自己的学术生长点，这并非附庸风雅，追赶时髦，而是一个成熟学科对社会应尽的义务。不会转型的学科是可悲的学科，它所面临的只有死亡。当然，义务有“隐性”与“显性”之分，至于我们承担那种义务，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为一名民俗学者，要有自己的使命感，我们不应、也不能愧对我们的时代。要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调试自己的位置，寻找自己的新的学术生长点。就拿城市发展与环保问题来说，民俗学便有许多可以介入的领域。这种有关环保的中国式的“Folklore”（民众知识）是非常值得我们去研究，去学习，去推广，去借鉴的。作为一名民俗学工作者，他不应该是一名空头理论家，而应该成为衔接现在、过去与将来的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座桥梁，它既应叫人们清楚自己的文化脉络，也应叫人们清楚为创造美好的明天，我们应该摒弃什么，传承什么，为社会变革，为传承文明，沟通未来，提出自己的方案。这一点五四时期、延安时期、解放初期我们都做到了，现在有什么做不到的呢？
民俗学应该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成为一门经世济民的、具有很强的政策指导性质的学问，也只有这样，民俗学才会受到社会的应有重视。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不能搞那些与社会有一定距离的文化现象了，其实并不尽然。我认为，基础研究是相当重要的，尽管这种研究国家不一定马上用得上，但它毕竟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生成的一个重要背景。因此，每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都不应忽略这种纯学术研究的存在。从另外的一个层面讲，这种纯学术研究如果也被视为商品，它应该还有一个更大的买家，这便是整个的学术界。这种纯学术的研究，是源头产品，具有着极高的＂含金量＂，它的产出，对中华民族整个学术水准的提高，都具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对于那些国家级的大专院校及研究机构，更应大力提倡。
贺学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
反思：寻找自身的原因
一个学科的确立需要一些条件，如独立的研究对象、独立学术话语和理论系统、独立的研究方法与手段，以及相应的研究队伍，等等。民间文学研究学科的确立，首先依赖于民间文学的独立。而民间文学与雅文学、俗文学作为三个各自独立又共生互补的支脉共同构成中华民族文学整体的观念，这一点已是学界之共识。
民间文学首先是文学，因而它与其他文学一样具有审美的本质，这是必须首先确定的。但是民间文学又有别于其他文学，有它自己的特质，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这就要求研究方法、手段必须是多样的。民族学、民俗学、历史学、宗教学、考古学、社会学、以至以理学等诸多学科的理论方法是经常被采用的。
民间文学研究的低落固然有外部的影响，但从学科自身寻找，我认为，我们未能紧紧抓住民间文学独到特质进行持续深入地探讨，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比如，民间文学是口头文学，它应该是话语（非纯声音）的听觉艺术（为区别于音乐的听觉艺术，我特在“听觉艺术”之前加了“许语的”限制词），而我们以往的研究却大多专注于后人记录的书面文本方面，这与研究视觉艺术的雅文学、俗文学几乎没有多大的区别；又比如，民间文学的生命在于它的表演过程，是动态的文学，而我们以往的研究却不仅只是注意它的静态的内容，而且往往又以共时性内容为依据，缺少历时性方面的考察，对历时的内容作连贯研究更是少见；再比如，民间文学的主体和客体与其他形式的文学有着很大的区别，我们虽知道它们的区别，但是，研究中却又注有注意它们的不同；此外，关于民间文学各种叙事方式的研究，关于民间文学不同体裁形成原因，以及各类体裁的各自特性等的研究，也还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
由于对民间文学特质深入探讨的忽视，民间文学研究很自然地便逐渐被其他方面的研究，如民俗学研究、社会学研究所代替，而陷入低谷。
不仅如此，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对民间文学原有的基本理论进行认真思与修订做得不够，也影响了研究的深入。
譬如传统论强调民间文学创作主体的集体性，忽视了个人的作用。在田野作业中我们发现象叙事诗之类的作品，在许多阶段都要求具有特殊技巧、技能者的创作，在流传中，需要有优秀民间艺人的不断加工。实际上，个人因素绝非可有可无，而是相当重要，因此仅用“集体性”的理论就不利于更好地揭示民间文学创作的本质，也阻塞了研究者的思路，目前从演唱者或讲述者角度进行研究的还很少，大约与此理论有关。从书面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有些作家采集民间流传的内容进行创作，他们的作品反过来又被民间艺人或有阅读能力的人群所接受，通过他们又在社会上得到广泛的流传，获得民众的喜爱（维吾尔族中十分突出），这些现实从另一方面构成对集体性及口头性理论的冲击，要求我们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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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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