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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从1986年以来，社会史开始受到学界的关注，至今已成为历史学研究领域中的“热点”之一。近代社会史也在理论体系和专题研究方面，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学科理论体系研究。从1986年开始，近代社会史学家们就围绕着“研究对象”、“学科特征”、“学科定义”诸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颇具创建的成果，为近代社会史研究领域的开拓和学科创建，做了必要的理论准备。乔志强主张“中国社会史应以中国历史上的社会为研究对象，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社会构成；社会生活；社会功能等”[1]。在他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史》一书中，进一步重申了这一观点。但着名史学家陈旭麓提出社会史实际上就是通史，就认为“经济史、文化史毕竟以专史为归属，其议旨和范围都有限度，真正能够反映一个过去了的时代的全部面貌的应该是通史，而通史总是社会史”[2]。在对近年来社会史学反思基础上，王先明对现有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理论体系作了深入分析，认为近代社会史的理论架构具有将社会学理论简单移植的倾向，这导致了历史学社会学化的趋向，会从根本上影响社会史的正常发展。
近代社会史学家们对于近代社会史理论体系和知识架构认识并不一致，主张各异，却始终未能形成激烈的学术理论争辩或学术心灵对撞意义上的百家争鸣气势。这使得学科理论研究呈现出滞后状态。
其二，近代社会阶层与社会结构研究。1986年以来近代社会结构研究走向深入，人们更多关注近代社会构成要素、社会分层及其地位、角色的多维性研究。徐鼎新和钱小明的《上海总商会史》，马敏的《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朱英的《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虞和平的《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都是研究这一问题的代表作。这些着作分别从各自角度对商人阶层与中国近代化的互动关系、时代特征、历史作用等作了详尽的分析与论证。近代绅士阶层也是近年来学者研究的重点问题。贺跃夫《晚清士绅与近代社会变迁：兼与日本士族比较》一书，通过比较揭示了士绅与士族在中日两国近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王先明的《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则从近代绅士阶层的地位与角色、社会流动、社会控制机制、结构变动、时代转型、阶级分化、历史命运诸多方面，对近代绅士阶层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
其三，知识分子与社会思潮研究。近代知识分子阶层的形成及其历史任用，是近代社会史研究中相对集中的课题之一，取得的成果也具有相当的深度。作为与传统社会中“士”阶层完全不同的近代知识分子，何时产生并形成一个社会阶层，是学者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姜义华、李良玉、李喜所等人认为萌生于鸦片战争之后，催生于洋务运动，甲午至20世纪初大致形成独立的社会群体。在近代社会思潮方面，有高瑞泉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胡维革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吴雁南的四卷本《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等专着。高着以专文形式重点分析了近代各种形式的思潮与文化流派及其影响；胡着则把近代社会思潮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着重讨论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开端、主线、流程和终结；中西文化、新旧文化知识分子群体、思想巨人与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关系以及重大社会思潮的起因、内容、演变进程等。
其四，秘密社会史研究。与以往侧重于会党的性质、宗旨的取向不同，这一时期的会党史研究更多地着眼于会党的社会结构、社会功能、会党与相关民间结社的联系等问题，其社会史的特征就更加明显了。蔡少卿的《中国近代会党史》、周育民、邵雍的《中国帮会史》、李世瑜的《现代华北秘密宗教》、濮文起的《中国民间秘密宗教》、马西沙、韩秉方的《中国民间宗教史》等，对于近代秘密社会的组织形式、内部结构、社会成分、门户派系、宗教教义、社会活动诸多方面进行了有益的研究，使近代秘密社会史研究呈现前所未有的景象。而苏智良的《近代上海黑社会研究》则从上海特殊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构成方面，探讨了黑社会的成因，颇有启发性。
其五，婚姻、家庭与社会风俗研究。严昌洪的《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运用历史学和民俗学的研究方法，系统地勾勒出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在西俗东渐和经济变革大潮之下社会风俗演变轨迹，并提出了颇有新意的见解。社会风俗的变革与社会变革的深度具有密切关系，民国社会风俗的变革力度较大，研究成果也呈上升趋势，主要探讨了以下几个问题：中西新旧风俗并存及多样性特征；社会习俗的西化倾向；风俗变迁中的多种因素及其与近代化的相关性；服饰的演变等。民国时期的婚姻状况，如华北地区的早婚现象、原因及社会影响；乡村性比例失调及溺女之风问题；新式婚礼及婚姻形式的变革等都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家庭制度的变化也是近代社会变迁中的主要内容。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对于家庭规模的小型化趋势和家庭的功能变化方面。邓伟志的《近代中国家庭制度的变革》是其代表作。
其六，近代人口、社会问题研究。姜涛的《中国近代人口史》是一部体系比较完整、结构比较精密的着作，论证中国近代人口数量的增减变化、地理分布的变动和人口结构的发展演变；他在其另一部着作《人口与历史》中，阐明了“一个多年困扰人们的难题”，即“人口解释历史与历史地解释人口”，把中国近代人口史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池子华的《中国近代流民》一书，则着重分析了近代流民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并讨论了这一问题对于农村社会的负面效应和城市近代化的正面效应。
其七，区域社会史研究。20世纪90年代后，近代社会史研究走向深入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区域社会史的开展。这方面的成果十分突出，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较早体现这一研究趋向的是段本洛等人的着作《近代江南农村》，其后，小田的《江南乡镇社会的近代转型》、朱德新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河南冀东保甲制度研究》、魏宏运的《二十世纪三四年代冀东农村社会调查与研究》、苑书义的《艰难的转轨历程——近代华北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乔志强等人的《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钟文典等人的《广西近代圩镇研究》等，分别在论题揭示范围内从社会史角度做了开拓性研究。这一定程度上显示了近期内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基本走向。
近代社会变迁具有完全不同于传统社会的许多特征和深刻内涵，对于它的研究，需要在理论体系上和专题领域上同时展开，并相互促进。近年来的研究基本局限于专题方面，这不能不在理论视野和宏观架构上影响到专题研究的深度。相当一部分研究成果虽然以“社会史”的面貌出现，但其内容和方法、甚至主旨却一仍其旧；而且，平铺直叙过多，缺乏深刻的思考和精到的分析。同时，专题研究也呈现过于碎化的趋向，使社会史研究远离了主体“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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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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