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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母亲原型
少数民族感生神话中另一类女性形象便是与女神相对的凡人。这些凡人多是地位低下的普通女性，像苗族感生神话中的“杨姓处女”，九隆神话中的妇人“沙壹”，土家族感生神话中的少女佘香香，还有一些无名的青年妇人、老妪、寡妇等等；这些女性凡人中还有一小部分地位高贵的人，像蒙古族神话中的阿阑豁阿，塔吉克神话中的中国公主，羌族神话中的女首领阿勿巴吉、傣族神话中的王后等等。这类神话中的女主人公有一个共性就是在她们身上都褪去了神性，并具有身份的高下之分，因而，此类神话可能较晚于以女神为女主人公的神话，在那个时代，人们已经有了有关贫富、尊卑的认识。确切地说，这一类神话描述的背景是父系氏族公社时期或其后的时代。这一时期，人类已进入新石器时代末期，开始出现牛羊等家畜和房宅、土地等私有财物，以此为动力，女性世系逐渐向男性世系转变。伴随女性世系解体，男性世系形成，专偶婚制度出现，最终形成父权社会。因此，女性开始处于从属地位，自然也就褪去了女性世系时代的神圣光环。无论是从经济、政治还是文化角度，神话中的女性都必然经历从神蜕变为人的命运。
这类神话中的女性褪去了神性，在神话中出现的意义又是什么呢？笔者认为，一方面是女性世系统治时代的记忆还残存于这些神话中，因此往往要给一个英雄或神的诞生铺垫一个女性母亲的背景。另一方面，这类感生神话的情节单元中有一个重点是生，即生产、诞生，因此，女性作为母亲的生殖功能便发挥了其作用，在神话中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类女性凡人的形象原型即母亲原型。分析这类感生神话的情节单元，多是一个女性因感某物或误食某物而孕，并以奇特的方式生下一个或几个儿子，他（们）长大后成为英雄或首领。其中，孕和生的情节是表现男主人公富有神奇色彩的出身的重要情节，因而，男主人公的母亲也就以神奇人物的母亲的身份而被口口相传。这一原型在这类神话叙事中，基本上是被定位为中介或载体。母亲的形象塑造主要是为了完成对神奇人物的出身的交代，母亲则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中介或载体，有少量神话以“母以子贵”的价值判断对“母亲”进行了讴歌，但更多神话则对“母亲”不置一词。
母亲这一原型在世界文学人物长廊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形象。感生神话中的母亲因其生殖功能而在女性的几种角色中将“母亲”这一形象作为一个原型被提取出来，可见其重要意义。母亲原型在民间文学中也是向两个向度展开的，正面的向度在民间故事中比比皆是，几乎世界各个民族所刻画的母亲形象均是以善良、勤劳、坚韧等品质为主的，母亲的形象永远是爱与美的集中体现，影响到作家文学时，作家们就不遗余力地歌颂和刻画这种形象，像高尔基的《母亲》，中国作家张洁的《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等等。母亲原型的否定向度在民间文学中尤其丰富，并有专门的母题：“残忍的后母”（S31）、“残忍的婆婆”（S51）。民间故事《叶限》中的后母，《孔雀东南飞》中的婆婆都是这一类型经典的母亲形象。至于负面的女性，则数不胜数，有不忠的妻子、固执的妻子、愚蠢的妇人、爱撒谎的女人、懒惰的妻子和饶舌的妻子等类型。母亲原型在后世文学中的置换大致如此。
女性形象原型的女性人类学阐释
中国少数民族感生神话中的女性形象原型是指女神与女性凡人形象，其内涵分别是母神与母亲这两个形象原型。在前文中我们已从原型批评角度对这一女性形象作了原型分析，探究了其特定的内涵和特征，下面我们将从女性人类学视角对其进行阐释。
女性主义人类学（feminism anthropology），也叫女性人类学，妇女人类学。它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伴随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欧美妇女运动和妇女研究而形成。女性人类学家亨瑞塔·摩尔对女性人类学有一个经典的解释：“妇女人类学中大量描写妇女生活的民族志，成功地把女性带回到人类学研究人类社会的整个画面里来，是女性人类学的前奏。而女性人类学不仅仅研究妇女，更侧重研究性别，研究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研究性别在构成人类社会历史、思想意识、经济制度和政治结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庄孔韶，2005：468）因女性主义的发展历程和人类学发展历程的双重影响，女性人类学经历了不同的发展时期并有各个时期不同的主要研究课题。本尼迪克特、米德等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的文化决定论构成了女性人类学最基本的理论；社会性别及两性关系研究在女性人类学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女性主义民族志研究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重视。中国的女性人类学尚属初创阶段，禹燕的《女性人类学》、鲍晓兰主编的《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王政、杜芳琴主编的《社会性别研究选译》均代表了中国女性人类学的研究水平。
运用女性人类学的理论来阐释中国少数民族感生神话中的女性形象原型，我们有必要先介绍社会性别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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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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