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让我们先回到费孝通以及他的中西比较法。为了说明差序格局下以己为中心的私德,费孝通指出我们必须认识到宗教与团体格局的道德观之间的关系。他说:“在象征着团体的神的观念下,有着两个重要的派生观念:一是每个人在神面前的平等,一是神对每个人的公道”。“每个人子,耶稣所象征的团体构成份子,在私有的父亲外必须有一个更重要的与人相共的是‘天父’,就是团体。这样每个个人在人格上的平等才能确立,每个团体份子和团体的关系是相等的。团体不能为任何人所私有。在这基础上才发生了美国独立宣言中开宗明义的话:‘全人类生来都平等,他们都有天赋不可夺的权利’”。(费孝通,1947:32—33)
显然,费孝通认为西方社会中在神面前人人平等的宗教观念产生了团体内个人之间人格上的平等。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费孝通所强调的是人格上的平等,不是社会地位、财富、健康以及机会上的平等,而是在存在意义上、伦理意义上的人格平等。
在以束柴成捆的比喻说明团体格局时,费孝通实际上还涉及到人格平等的另一层面,即,在团体格局下,个人就是最小的、无法再分下去的界限分明的实体。而社会就是由这种实体性的个人组成的。在这个意义上,无法再分下去的个人之间也有一种人格上的平等,即本体论意义上的人格平等。
遗憾的是,在讲完团体格局下的人格平等之后,费孝通并没有直接指出差序格局下是否存在着平等的人格,但他却以比较间接的方式批评差序格局之内的不平等的人格。费孝通认为在团体组合并不坚强的中国乡土社会并不容易具体地指出一个笼罩性的道德观念来。“因为在这种社会中,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费孝通,1947:37)。没有普遍的笼罩性的观念,人们也就无法产生在某个具有超越性的伟大力量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也因此而不会有人格上的平等。这一点在费孝通接下来的评论中显得更清楚:“团体格局的社会里,在同一团体的人是‘兼善的’就是‘相同的’。孟子最反对的就是那一套。他说:‘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墨家的‘爱无差等’,和儒家的人伦差序,恰恰相反,所以孟子要骂他无父无君了”(费孝通,1947:37)。
按照这个“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的差等逻辑,人生来就有智愚贤不肖的差别,也就是君子与小人、上智与下愚之差别。关于这一点,当代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提倡少儿读经的蒋庆讲得最为明白。他说:
儒家认为人有上智下愚之别,上智就有权教化下愚,君子就有权教化小人。这种权力也是圣贤的天赋人权,可以叫做天赋圣权……这种分工也可以说是一种平等。圣贤有权教化百姓相对于圣贤来说是平等的,百姓有义务接受圣贤教化相对于百姓来说是平等的。这种意义上的平等分工怎么能说是对百姓的贬抑与控制呢?我觉得这不能叫贬抑控制,只能叫对百姓的尊重爱护,因为圣贤对百姓的教化正是在提升和完善百姓的人性。(蒋庆,2000)
蒋庆的论述乍听起来有些刺耳,但仔细想来,君子小人、上智下愚的分别,以及圣贤教化百姓的信条,在我们当代社会生活中似乎仍然有着很大的影响力。
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在绝大多数正式集会中,无论是学术会议还是工作会议,我们都要以聆听领导的教导指示开始。尽管在许多情况下,领导的指示往往不知所云,与会者仍要表示深受启发云云。
这里的关键在于上下之别决定了贤愚之别;位在上者有权利教化,位在下者只剩下接受教化的义务。人格上的不平等通过权利义务上的不对称而显示出来。
君子小人之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孔子就非常重视这一点。我们也都熟知许多关于君子小人的“说法”。例如:“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君子扬人之善,小人扬人之恶”([唐]吴兢),“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礼记》),“君子舍生取义,小人见利忘义”,“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通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
君子小人之辨实际上是否定了人格的平等,意味着人格与等级制度的关系。在等级化的差序格局下,位在上者因其对于精神物质资源的垄断,似乎更容易掌握君子小人之辨的话语权,也更容易将自己定义为君子,从而巩固其手中的资源垄断。
而孔子所说的,君子必须要“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这“三畏之说”也很重要,它揭示了君子人格的另外一面,即君子的人格也并不具备在本体论和存在意义上的平等;相反,君子人格在实际应用上仍然受到等级关系的限制,是不能超越天命、大人、圣人之言的。
这个限度其实很好理解。君子也是生活在上尊下卑的差序格局内的。当一位君子面向下方时,他俨然是圣贤,因此而负有教化位在下者——即愚与不肖之小人们——的权利。但是,当他面向上方,仰望天命、大人、圣人之言时,他又成为位在下者,失去了所有的“天赋圣权”(借用蒋庆的话),而成为一个只能接受教化的愚与不肖之徒了。为保持这种随时可以转化的本领,君子必须有此“三畏”。所以我们才有“大丈夫能屈能伸”的自我解嘲。
天命与圣人之言还比较容易界定,但谁是“大人”却要视具体情形而定。一般来说,凡是比自己更加有权有势的皆为“大人”,都是敬畏的对象。更重要的是,此“大人”遇到彼“大人”时还要重新界定相互的等级关系以便确认谁更“大人”!
在这方面,最普通的例子莫过于我们常常从史书上或者戏文中读到的老故事:某位栋梁之材、国家重臣平时如何威风八面,贤能兼具,一旦朝见皇帝或者自己的上司,立刻“先自矮了半截”,或是行大礼,或是不断口称“圣上英明”之类。
类似的例子不仅仅在官场(或公共生活中)有,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如此。北方话中有一句俗语叫做“熊汉家里横”,指那些在社会上受人欺负的男人,没本事的男人(或者说不得不永远接受别人教化的男人),在家里多半都挺专制蛮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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