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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序格局这一概念十分契合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本质。（杨善华、侯红蕊，1999：51）
当代的学术话语逐渐地将差序格局概念从社会结构的层次置换到人际关系的层次。但是，人际关系的结构仅仅是社会结构的一个部分而已。在人际关系结构的层次上，与中国的关系网相对应的是西欧北美社会中的个人网络或社会网络（personal networks or social networks），而不是费孝通所概述的团体格局。显而易见，在这种错位的话语中，“差序格局”的丰富内涵的某些部分便失去了。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或者误解）呢？
我认为这与费孝通使用的投石入水形成的水波纹比喻有关。在几乎所有使用差序格局概念的学术文章中，水波纹的比喻都被看作关于这一概念的精确定义。但是，所有的比喻都有夸张或形象化的特点，也因此而无法精确界定任何概念或事物。将费的比喻当成定义是产生误解的第一层原因。
由于将比喻当成定义，绝大多数学者在讨论差序格局时都强调远近亲疏和以己为中心划圈子这两个特点。而这又恰恰是关系网的特点。于是，差序格局等于关系网的公式得以成立。这是第二层误解。
水波纹自然是在水面上一圈一圈地平行地推出的。如果停留在这个比喻所造成的意象上，所谓远近亲疏和自我中心就成了平面的、没有纵深感的蜘蛛网似的状态。推而论之，处于网内的人亦是相互平等的，唯一的差别是与处于中心的“己”或“自我”在远近亲疏、感情厚薄、利益多寡之间的差异。这显然是指我们当代生活中的人际关系网，而不是社会结构！这是第三层误解。
其实，只要我们仔细读费孝通的原文，特别是在水波纹比喻之后的解释，我们便可以知道费孝通心目中的差序格局是一种立体多维的结构，而不仅仅是一个平面多结的网络。在这个结构里，纵向的等级差别至少与横向的远近亲疏同等重要。
二、差序格局的等级方面
让我们先回到《乡土中国》本文，看费孝通是怎样解释差序格局的。
费孝通认为，最能说明差序的便是传统文化最讲究的人伦。而“伦”是什么呢？费孝通指出：“我的解释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费孝通，1947：26）
“人伦”之所以能说明差序，在于“伦”规定了差序格局的内容，即差等。还是借用费孝通的原话：“伦重在分别，在礼记系统里所讲的十伦，鬼神、君臣、父子、贵贱、亲疏、爵赏、夫妇、政事、长幼、上下，都是指差等”。“‘不失其伦’是在别父子、远近、亲疏。伦是有差等的次序”。又，“其实在我们传统的社会结构里最基本的概念，这个人和人往来所构成的网络中的纲纪，就是一个差序，也就是伦”（费孝通，1947：27）。
依我看来，上面引述的才是费孝通关于差序格局较为严格的定义。
与水波纹的比喻不同，这个差等严明的纲纪或人伦强调的是纵向的、上下尊卑等级分明的一面。这种尊卑上下的差等先于个人而存在，并对个人产生强制性的约束力，即传统礼治秩序所要求的“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而水波纹的形象本身以及“由己推人”而推出自己与他人之伦理关系的论述却在同时消解了差序格局的刚性一面，即先于个人存在的伦理纲纪体系本身及其等级制特征。
在这个意义上，用水波纹来比喻差序格局并不十分恰当，因为个人不是这个纲纪差等的中心，更不能随意“由己推人”地推出如何在这一纲纪差等的结构下生存发展的个人模式。费孝通使用水波纹的比喻之本意是强调中国传统伦理的特殊主义特点和不同人伦关系之不同内容的特点。实际上，费孝通自己在论述中不仅引用了强调上下尊卑之序的“十伦”或“五伦”来帮助界定差等的内容，还通过论述团体格局的特点来对照差序格局的等级化特征。
在解释团体格局下的个人主义时，费孝通强调：“个人是对团体而说的，是分子对全体。在个人名义下，一方面是平等观念，指在同一团体中各分子的地位相等，个人不能侵犯大家的权利；一方面是宪法观念，指团体不能抹杀个人，只能在个人所愿交出的一分权利上控制个人。这些观念必须先假定了团体的存在。在我们中国传统思想里是没有这一套的，因为我们有的是自我主义，一切价值是以‘己’为中心的主义”（费孝通，1947：27）。接下来，费孝通又依照同样的逻辑分析耶稣与孔子的区别，认为孔子之所以不能像耶稣那样普爱天下就在于“孔子的道德系统里绝不肯离开差序格局的中心（指‘己’）”。所以，孔子才强调爱有差等，而不是普爱天下。
通过与作为“他者”的团体格局的对比，费孝通实际上已经指出差序格局下没有平等的个人，也没有由平等的个人组成的大大小小的团体。有的是什么呢？是缺乏平等观，必须要时时事事由己推人的自我，以及通过人伦纽带将自我联系在一起的上下有序的等级化。
然而，为什么费孝通仅仅用“缺位法”侧面勾画出差序格局的等级化特点，却没有正面的论述呢？我猜测有三个原因。第一，费孝通当时要论述的重点是“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决定了维系着私人的道德”这一命题，是要回答为什么许多同胞缺乏“公德”，不能合作等具有极强现实意义的问题；第二，由于是连载文章，常常因为要回应读者的问题而将讨论引向新的方向，从而使得《乡土中国》在成书之后呈现出一种辐射状结构，涉及中国社会结构的诸多特征，但并未就任何特征深入探讨；第三，对于费孝通那一代学者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依然新鲜有力，传统文化等级化的一面早被那一代知识分子揭示批判，也许无需再多费笔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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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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