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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情境
反思性历史研究注意的“边缘”，包括发生在各种边缘的微观情境。事实上微观情境本身，在我们强调社会结构、文化模式、思想潮流、历史趋势、时代社会风尚等等之典范学术思考下，一向居于易被忽略的边缘。由于文本、文本结构与文本叙事符号，与社会情境、情境结构以及在其间个人之情感与意图有对应关系，因此透过对“文本”（也是一种文字表征）的分析，微观情境的反思性研究可深入探究权威、典范与种种社会区分边界交织情境之形成过程，以及在其中个人情感、意图与作为之意义。
我们仍以中国民族史中的一些议题为例。“汉化”在中国历史研究中一向是个重要议题，而在当代解构之学风下，它又成为一个受争辩的议题。在过去一种流行的汉化论述中，学者举出许多异族汉化的征象（如采汉姓、着汉装、说汉语等等），以此认为汉文化广大能容，汉民族对异族入于华夏的态度宽大。另一些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则举出一些在汉与非汉接触中非汉族群仍保持其自身文化认同的例子，以此反驳汉化论的过于简略。我认为，两者都在典范、静态的文化与历史概念下行其论述。也就是说，他们所见皆是已经“变化”（或未变化）而见诸文献的现象，忽略了文献记载本身也是一种表征，也忽略了变化的微观情境。
我曾以明清至近代的北川人认同为例说明汉化的过程。在这个汉与非汉的边缘，自明代朝廷以武力清剿本地之“叛乱”以来，本地人逐渐皆自称汉人。在此四川西北之山区，在居住于同一村寨或邻近村寨经常有往来的人群间，人们皆自称汉人、遵行汉人年节习俗、读书应科考。然而他们却仍被下游村寨或城镇人群视为蛮子，同时他们也视上游村落人群为蛮子。便在“汉人”与对“蛮子”的歧视中，他们时时注意及感受别人的讥讽、批评、夸耀之言行，也透过自身言行作出模拟、修正、应和或否认等回应。家族历史（本家族祖先由来）与文化习俗（如何穿着、说话与如何过中秋、端午），是人们密切互动的言行表征主题，而其动机则在追求较好或较安全的社会身份与地位。在这样的微观情境中，汉与非汉间的区分是模糊的、变动的。也就是在这样的微观情境中，历史变化（汉化）逐渐进行。我曾用一个比喻来说明这样的微观社会情境——如一截燃烧中的木杆，烧完的部分已碳化，另一部分仍为木质；若这碳化的与仍为木质的两部分，分别代表汉族与非汉族身份与文化表征，那么，微观情境指的便是这正在燃烧的部分（边缘），以及进行中的燃烧作用。（22）
另外，我们可举一个近代的例子。1928－1929年，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一位助理员黎光明，在其友人王元辉的陪同下至岷江上游一带考察民俗。他们在汶川附近会见了当时的瓦寺土司索季皋。土司与他们大谈西藏与英国、日本的关系，让黎光明等人印象深刻。他们在报告中记载道：“土司口齿清楚，语言流利，所谈辄引报章杂志”（23） 据黎光明等称，索季皋当时身兼“汶川县团练局长”，又是金川江防军总司令部的一个区司令官。这些职衔虽新，然而其本质仍是替中央朝廷守边及安定地方之边藩。索季皋的新职衔显示，到了民国某些帝国时期的治边传统仍然被沿承下来。然而他经常阅读报章杂志，以丰富自己的国内外新知，并以此向来客炫耀，此又是在一新时代下经由模仿而产生的行为表征。这样的表征，一方面逐渐改变其作为传统中国边藩土司之本质，另一方面也涓滴改变了传统的华夏边缘。
至于他模仿、学习新知的动机，应是在当时一切求新、求变，新派人士好谈科学、改革的时代背景下，这位居于边缘的土司也努力追求新知与新事务。黎光明与王元辉便是如此的“新青年”。在他们出发往岷江上游之前，曾在成都迁延约两个月。傅斯年催促他上路的电函中有劝其“少群居侈谈政治大事”之语，可见黎与其友人当时心之所系。在出发前，王元辉曾发表一篇“辞别在成都的朋友们”之公开信。在此信中他称：“我要去到荒寂的西边。那西边的地方少人识字，少人知道科学，更少人谈得成革命，我觉得有把握处处出风头。”（24） 在离开汶川后的旅程中，他们接触了几位喇嘛，黎光明等人在其报告中常讥嘲这些喇嘛缺乏当代政治常识（如三民主义、大总统、南京等）。便是在这些来自政治与知识核心之新派人物的讥嘲、赞赏与夸耀之言行中，以及在索季皋这样的本地头领人物之学习模仿中，由传统帝国边疆到近现代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变化逐渐进行。
到了1940年，此时代理瓦寺土司之职的是索季皋的儿媳索赵士雅。这一年，国民政府监察院长于右任来访。于右任至土司官署附近的石纽山、刳儿坪观禹迹，留下“坪中父老说神禹，手斩蛟龙下大荒”这样的思古诗句。于右任并造访土司官署。当时代理土司曾持一族谱《功勋纪略》以示来客，这是一种中国边藩文化传统下的模式性行为。于右任为诗赞此家族为“世代忠贞”。如此的行为表征与文本，为当时中央与地方边藩关系情境之产物，它们也强化了这样的核心与边缘关系，使得清朝廷与土司的关系在新中国建立后仍延续下来。索赵士雅又请当时的汶川县长祝世德帮忙重修土司家谱。祝世德完成此事，并引用于右任所题句，为此家谱题名为《世代忠贞之瓦寺土司》。这些作为，不只是记录土司家族血脉之传承，同时也延续了土司与中国间的边缘与核心关系。祝世德也是新的《汶川县县志》编修者。如前所言，方志作为一种强化空间上部分（郡县）与整体（帝国）关系的文类，它有特定章节结构，其书写传统之一又是在旧志基础上作增删。因此，方志文类让祝世德所作《汶川县县志》有所依循及沿承，然而为了记载许多新事务（如党务、邮电、议会等），又需在旧方志文类结构中另辟章节。因此，新的县志文本有沿承也有创新。此文本反映的情境亦同；一方面有些政治与社会现实，在帝制中国到近代中国的转变中得以延续，另一方面新观念、新事物也在逐渐改变现实。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于右任游石纽山时写下的纪念大禹之诗句，也被祝世德收录于新县志中。这样的文本表征，延续并强化另一种情境，也就是本地由“禹生于西羌”记忆所得的居于华夏边缘之特质。
以上黎光明、王元辉、于右任、祝世德等人，以不同身份来到汶川瓦寺土司的领地，与本地的土司、喇嘛们互动，因而产生种种人们的言行与文字表征。在此微观情境中，这些个人之言行与书写，一方面都深受一些现实情境与文化结构（如中央与地方之关系、方志之文类概念、大禹之历史记忆）之影响。另一方面，在新时代、新思想与新的国族框架下，以及在个人追求较卓越的声名与社会身份之动机下，其言、其行及其所书对种种传统的“结构”而言是为突破与创新。也就是这些发生在亲近人群间的微观社会互动，逐步让传统的华夏与其边缘化为今日中国之民族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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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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