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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我们可以说，华夏认同与华夏帝国的出现，是一种新的人类生态与社会本相的形成。在另一方面，此也造成北方被隔绝于华夏边缘之外的人群全面游牧化；他们一面以游牧自给，一面结为种种社会组织（如匈奴的国家、鲜卑的部落联盟）来突破华夏划定的资源边界。这样的人类生态与社会本相，不断产生一些单于南下牧马与卫青北伐等等之事件，以及有关黄帝、炎帝之历史记忆与争议。如进入中原的匈奴、鲜卑贵族常自称是黄帝后裔，部分宇文鲜卑也自称为炎帝之裔。无非是一方倾力维护华夏资源边界，另一方企图突破华夏资源边界，并争论谁是黄帝子孙，谁有权利享用此华夏资源，或宣称黄帝的对手炎帝之后裔也有权利分享此资源。
不只历史记忆为一种现实本相下的表征，历史事件亦可视为同样的表征。如长城隔断北方人群南向寻求资源之路，此一现实本相造成邻近长城的北方游牧部族不断企图突破此资源边界，无论是掠边或要求开关市、和亲、岁给，皆为此本相下之表征。历史上南北匈奴的分裂，东西突厥的分裂及随后突厥内的多次分裂，以及近代内外蒙古分属不同国家，所有这些历史事件也都是一现实本相之表征。此现实本相为，接近长城的游牧部族常无法脱离长城内的资源而自存。
华夏边缘：结构与符号
华夏边缘从来不是能截然划分内外的人群界线。以长城以北的游牧世界人群来说，帝国（一种政治与权力结构）固然常努力维持此边界，但人们追求生存的动机与作为，却让他们不断跨越此资源边界。更何况，华夏对自身的边缘（空间的与血缘的）也常有扩张性想象，表现在一些华夏对其四方边缘人群的历史书写之中。
在汉晋华夏史籍中，有一些关于四方“他族”的族源记载，以下我举东北、东南、西北、西南等四方边缘为例。一、东北边疆：《汉书》记载，箕子是殷王子，当殷王昏庸而使得殷商为周武王所灭时，箕子离开他的母国远游到朝鲜。他教本地人种田、养蚕与礼仪教化，并成了朝鲜的王。二、东南边疆：《史记》记载，吴太伯是周太王的长子，他的弟弟季历很贤能，又有很杰出的儿子姬昌。周太王想把帝位传给季历以及昌。太伯及他另一个弟弟仲雍，二人知道父亲的心意，于是便离国远奔到江南荆蛮的地方。蛮夷佩服太伯的义行，因此拥他为王。三、西南边疆：《史记》与《汉书》中都提到，战国末楚国的一位将领庄蹻，受命往南方征伐。他一直打到滇池，正准备要回楚国时，秦国侵楚，截断了他的退路。庄蹻便留下来在此建立滇国，成了当地的王。四、西北边疆：《后汉书》记载，西羌豪酋家族的始祖为“无弋爰剑”，原是一个在秦国为奴的戎人。一天他逃亡到黄河上游与湟水一带，因种种神迹，当地羌人敬奉他为王。爰剑教本地羌人种田、养牲畜，他的后代便是诸羌部落的豪酋。（11）
对于这些历史文献记载，一般历史研究的重点在于：它们是否为历史事实？然而从文本分析观点，无论所述是否历史事实，这些文本叙事之共同情节值得我们注意——它们都称，一个英雄离开华夏流落到边远异国，然后他成为本地土著的统治者及开化者，其后裔也世世在本地为王。这些历史中的英雄祖先都是失败者或受挫者；这些失败英雄所至的空间，都是野蛮、落后的边缘空间。无论如何，这些失败英雄却为各方边缘土著带来文明。如此模式化叙事情节中的一些符号，污化的英雄祖先血缘、蛮荒化的空间，都说明这些人群在华夏心目中的边缘性。
再者，这些历史叙事都有类似的情节结构；我称之为“英雄徙边记”模式化叙事情节。认知这一点，比较结构中相对位置的叙事符号差异，其各别叙事之隐喻就十分明白了。譬如在这些叙事中，到东北方朝鲜去的是一位商王子，到东南吴国去的是周王子，到滇国去的英雄是一位楚国将军，到西北羌人地区去的是一位秦国的戎人逃奴。在汉晋华夏心目中，商、周都是正宗的华夏，秦、楚的华夏性就差多了；王子是地位尊贵的身份符号，将军之身份自然无法与之相比，逃奴的地位又更低下了。因此，它们所反映的本相，是华夏对四方边缘人群不同的情感与意图——他们心目中哪些人应是华夏，哪些人的华夏性稍逊，哪些人群的华夏性最低。
在最近的一本著作中，我分析以上各种“英雄徙边记”之述事，它们产生自某种社会情境或本相，也就是华夏对四方人群不同的刻版化意象、情感与意图；这些文本的流传，也强化华夏对此四方人群的刻版化意象。然而，文本与情境的关系并非如此单纯。朝鲜、东吴、滇洱、西羌等地知识菁英是如何响应这些历史记忆的？简单地说，吴地之人很早以来便接受太伯奔吴之说，稳固地成为华夏的一部分。朝鲜之人倾向于将箕子视为文化开创者，而非血缘性之始祖，因此将自身置于华夏认同之外。庄蹻王滇记忆，似曾若隐若现地存于滇洱一带名家大族之族源记忆中，然而在明代中期云南稳固地进入中国版图后，透过方志书写，庄蹻王滇普遍成为本地的历史起源记忆。对于西羌之人来说，无弋爰剑之历史一直是他们非常陌生的。
在反思性研究中，情境与文本、本相与表征、结构与符号（或人之意图与作为，所谓agency）之间的关系是我们探究的主要对象，由此我们体认制度、现实、意识形态、社会威权如何规范人们的言行，同时我们也能由此体认，人们在遵行、修饰或突破这些规范时所反映的情感、意图与作为。对此我举一例说明。在云南进入中国版图后，明清时期出现多部关于云南的方志。如前所言，方志是让地方郡县成为帝国整体一部分的文本。晚清云南士人王崧，出生于明代时自称“九隆族”之洱海附近诸大姓中的王姓家族。他曾受征召入云南省志局负责纂修《云南通志》，后来因与其他编纂者不合，愤而携稿离去。他所写的方志稿，后来在大理以《道光云南志钞》之名出版。在此著作中，他依循方志文类之书写模式，引经据典说明云南府（其地与其人）自古以来便为华夏之空间与血缘边缘。（12）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本方志的“世家”篇中，作者先称蜀、滇、黔等地古为西南外徼，本地的蚕丛、盘瓠等祖先故事都荒诞不经，因此本篇首卷是《滇世家》，也就是庄蹻王滇的故事；这都显示作者将本地书写为华夏的一部分，但居于边缘。（13） 然而在此之后，“世家”篇中接着是《夜郎世家》、《白蛮世家》、《九隆世家》，记载的都是本地英雄祖先故事，其叙事之神话性与蜀之蚕丛、南方之盘瓠等故事并无不同。更值得注意的是，“世家”是正史文类中的一种次文类，在方志中出现“世家”是相当罕见的。在这例子中，当时云南已入中原帝国版图此一现实情境，正史、方志文类等历史叙事文化，正史有关庄蹻的记载，编写地方志的省志局之组织，都对王崧的方志书写有规范、导引与约束作用。然而，王崧离开省志局，他的志稿得乡里人士之助在大理出版，他在方志中加入世家篇并藉此记载沙壹、九隆、阿育王之子等本地英雄祖先历史记忆，他将滇王庄蹻传记置于世家首篇并辩解其并非楚之大盗庄蹻，在在均显示王崧透过其方志著作文本及其个人行为，一方面附和并强化滇洱为帝国整体的一部分此一现实情境，另一方面强调本土英雄祖先来维系本土认同，并缓解滇洱在整体帝国中被边缘化之情境。（14） 这个例子说明，透过文本分析我们可以从一个不合典范的、边缘的著作中体认作者所处的社会情境（也是一种边缘情境），以及居于其间“人”的情感、意图与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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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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