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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社会学者Pierre Bourdieu的著作《区分》（Distinction）之中③，社会表征与本相的关系就非常清楚了。作为一社会学者，人们的社会行为是Bourdieu观察分析的社会表征，而本相则是人类社会认同与区分体系，特别是社会阶级区分。由表征与本相的关系——社会现实本相产生表征（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而表征又强化社会现实本相（the reality of representation）——他说明社会本相之再生产机制，也就是，一种社会价值或制度如何延续。举个简单的例子，若男性沙文主义在某社会中是一个现实本相，那么在此现实本相下人们不断生产歧视女性之言行（表征）；歧视女性之言行表征在社会中的流传，又强化男性沙文主义此一社会现实本相。
以上的说明，让我们可以用一种新的角度再思考一本中国经典著作——在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之初司马迁所著之《史记》。这本书所采用的内容材料，有些不晚于《奥德赛》与《旧约圣经》，其创作时代与《旧约圣经》出现的时代接近。更重要的是，从它被创作以来，它便以较《旧约圣经》稳定的文本流传，而且，其书写形式被后世史家模仿而形成一种“文类”，一般称之为“正史”的书写范式。是什么力量、动机，让司马迁创造出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著作？是什么因素让这本书的完整内容能稳定流传两千多年？是什么样的现实与情感因素，使得班固、范晔等后世史家要摹拟《史记》的书写形式？
司马迁个人的学识与才华以及《史记》之优点，自古以来被史家分析、赞美得很多，在此无须赘述。然而从表征与本相观点来看，我认为，《史记》之产生及其宏伟之书写形式、内容，一种文本，乃对应于一个宏大的社会现实本相的形成，那便是华夏认同与华夏帝国。在中国，《史记》能以其稳定的内容流传两千多年，各朝正史依循此文类不断被创作，也因为华夏认同（或中国人认同）与华夏国家（或中国）这样的现实本相延续两千余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清末之前皆未有太大变化。即使在所谓“征服王朝”时期，汉人或汉族及其文化价值仍为“中国人”与其政治体现（中国）的核心与主体。从另一方面来说，《史记》文本，及其形式（正史文类）影响所及产生的其他正史文本，也有助于华夏认同与华夏国家此一现实本相的存在与延续。
然而这不是说，《史记》有一个新的理由让身为中国人者感到骄傲。事实上，在今日当“中国人”已不只是华夏、汉人，而更包括蒙古族、藏族、苗族、彝族等少数民族时，我们应再思考《史记》这本书及其内容表述的历史，以及典范观点下人们对这些历史的理解与诠释，是否能让所有的中国人——包括中国各个少数民族——皆感到骄傲？显然不见得如此。对许多中国少数民族而言，《史记》始于黄帝的历史叙事可能事不关己，其中北伐匈奴、南征蛮夷的记载更难以让他们感到光荣。我们知道，这是由于自《史记》撰写以来，一个基于“华夏”主体性之历史书写传统源源不绝，其延续也见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民族史”书写中。然而在近代民族主义下，当代中国人已非“夷戎蛮狄”环绕下的华夏，而是约12亿汉族与55个共有近亿人口的少数民族所构成的民族，自然这样的历史书写与相关历史记忆已无法正确、充分描述“中国人的历史”，更无法让所有的中国人满意。
近十余年来我的研究多集中在历史上的华夏边缘与当今少数民族地区。我曾在四川阿坝州之羌族中从事有关历史记忆的田野研究，也曾在内蒙、川西等地观察蒙古族与藏族的游牧经济生态。更多的工作是借着历史文献，探索由过去到现在、由华夏边缘到今日中国边疆之历史变迁。在这些研究中，我逐渐对“中国民族史”有一些不同于典范知识的见解，以及更重要的，产生这些见解的研究取径。我称之为“反思性研究”。这是因为它类似当前许多社会学、人类学或文学批评界所称的reflexive study，而我在研究过程中也深受一些学者之影响——这些学者，如Nobelt Elias、Pierre Bourdieu、Paul Ricoeur、Anthony Giddens等，其著作皆为reflexive study之思想泉源。⑤ 然而本文所提出的（也是我所认识的）反思性研究，主要仍来自于我从事的羌族研究，以及借着羌族研究中所获对人类社会与历史之新知，我对《史记》这一类宏大著作之情境化阅读与理解。以下我从几个层面，来说明反思性研究，以及在此研究下我所认识的中国民族史。
文本与情境，表征与本相
首先，我们将当前56个民族构成的中华民族视为一种现实本相（reality）或现实情境（context）。这意味着，为了解此社会情境、本相的存在特质，或探究它们的形成过程，反思性研究所依藉的是文本（text）或表征（representation）分析。
在一般文献分析中，语言文字符号与客观世界之对应关系是学者希望揭露的要点。在文本分析中，文本被视为一种社会记忆，学者探索的要点是：在什么样的社会情境下，作者如此选择、组织符号以建构此文本（叙事与记忆）？对于一段文字，文献分析探问，它到底在说什么；文本分析则问，它到底想说些什么。在社会表征方面也一样。学者希望从中得知的，并非是人类言行等表征，而是造成表征的社会本相。如Nobert Elias对欧洲王室宫廷社会的分析，各种宫廷人物所居之屋室空间关系，以及他们彼此间的礼仪行为，都被视为表征；Nobert Elias从中分析而得的是宫廷社会中复杂的权力阶序本相。⑥ 又如Pierre Boudieu观察分析人们的日常社会行为，如饮食习惯等等，将之视为一种行为表征，他从中所得的主要也是一种人类阶级区分之社会本相。⑦ 但这并非是说表征并不重要；反思性研究的一个要点便是，承认表征与本相（或文本与情境）有相生相成的关系，如Pierre Boudieu所称，表征的本相与本相的表征（the reality of representation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同样的，文本出于情境之中（text exits in context），情境也因文本而存在（context exits in text）。
以《史记》为例，在文本与表征分析中我们应探索的是：在何种社会情境本相下产生《史记》这样的文本（表征），以及此文本如何强化某种社会现实本相。我们由《史记》出现的时代背景、内文篇章安排以及其文本内容来看，其背后之现实情境、本相便是在汉初形成未久的华夏认同与华夏帝国。以华夏认同来说，《史记》第一卷《五帝本纪》中，第一个被记载的英雄圣王便是“黄帝”，意味著作者（司马迁）将“黄帝”作为凝聚华夏之共同起源。该章叙述，黄帝打败炎帝，擒杀蚩尤，因而得到天下。文中又称，黄帝在得胜之后还四处游历、开发疆土；他的征途，“东至于海，西至空桐，南至于江，北逐荤粥”——这是以黄帝征程来描述华夏之域。最后，该文称许多上古与三代帝王都是黄帝子孙。在《史记》其他篇章中，不只中原诸国王室之始祖为黄帝子孙，中原周边的秦、楚、吴、越等国之君室，也无不出于黄帝之后。可以说，《史记》之文本叙事以黄帝为华夏血源起始，以黄帝及其后裔之征程来界定及宣称华夏得分享的资源空间，以此血缘（黄帝后裔）与地域在时间中之延续与流转来合理化“现在”（汉帝国）。不仅如此，由本纪、世家、人物列传等篇章所构成的文本，也在华夏内部以血缘、性别、职业、道德、地域来将人群阶序化，并以匈奴、南越、东越、西南夷、大宛等四裔列传来描述华夏边缘。在汉帝国的社会现实本相下产生《史记》这样的文本，《史记》文本也强化此社会现实本相。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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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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