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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电影必须要有相应的设备，还要有电。DVD机是我们从山下带上去的，电视机和电源却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在老林脚村，只有一户人家买了一个微型水摩擦发电机，利用河沟里的水流冲刷来发电，电流极其微弱且不稳，这户人家还有一个破旧的电视。第二天一大早，村中央的空地上挤满了人，白幺妹告诉我，平日里村中是没有这么多人的，要放苦聪人老电影的消息传开后，许多人专程赶来看。50年来，这部纪录电影是第一次在当地放映。
老一辈苦聪人在原始森林中的生活，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已经很陌生了，电影中的镜头让很多年轻人大为震惊。现在年轻的苦聪人，穿着打扮都与当地汉族无异，每年除了收草果的时节进原始森林几天外，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山外，老一辈那刀耕火种的生活对于他们而言已经很遥远、也很陌生。
不少人在电影中认出了自己的亲人，这些人大多已离开人世，但也有健在的，老林脚村的村民小组长白树林和白幺妹的母亲马二妹就是这样的人。
我们见到白树林时，他已经58岁了，在拍《苦聪人》时，他还是一个赤身裸体、背着沉重的竹箩行走在山间小路上的孩子。如今，白树林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眼界也很开阔，被称为“村子里最精明的人”,他当了40多年村干部，还是县人大代表。马二妹已经90多岁了，像她这样高寿的老人在缺医少药的哀牢山区并不多见。
关注第6次搬迁
苦聪人表面上的变化很明显，他们的衣食住行已经和老电影中表现的不一样了。
在和村民的交谈中我们了解到，老林脚村又一次面临搬迁，算上这一次，已经是50年来的第6次搬迁了。苦聪人的搬迁，一直是困扰当地政府的一个老大难问题。从1958年开始，政府多次帮苦聪人在山下盖房，并给予搬出原始森林的苦聪人种种补助，但苦聪人就是不愿意在森林外居住。听说这一次情况有了变化，我们决定将关注的重点放在苦聪人第6次搬迁上，因为对待搬迁的态度能够折射出苦聪人现在的生存状态和他们对外部世界的看法。
我们在白幺妹家安顿了下来。白幺妹家在老林脚村的房子已经彻底废弃了，家人都住在田棚，离村子大概有一个小时的路程，离公路更近些。白幺妹的丈夫已经去世数年，家里有两个女儿和两个儿子，除了大女儿嫁到外地，其他人共同生活在一起。尽管田地、财产等早已分到各家各户，但他们吃住还在一起，粮食也不分彼此，这是苦聪人的传统。
在法律上，白幺妹家算4户，因此有资格分到4套房子，但这次却连一套都没有分到。究其原因，一是因为想要房子的人多，而房子的数量不够；二是因为白幺妹的丈夫去世了，家里没了主心骨，在村子里算是被“边缘化”的人家。传统的苦聪社会是以家族血缘为纽带组建起来的，家族长居于核心地位；今天的苦聪社会，人们似乎更愿意以利益关系来划分阵营，但是在苦聪社会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原始平均主义思想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改变。
“我的父母还是喜欢住在原始森林，但我是不会再回去了，我的父母之所以不愿搬出森林，是因为他们没有在外面谋生的技能。”白树林告诉我们，老一辈苦聪人主要靠采集野果、野菜和打猎为生，在森林里种植的唯一农作物是玉米。每年春天，他们随便砍倒一片树林，晒两个月以后，放火烧光晒干的树木，用一根削尖的木棒或用树枝作成的木锄在地上掘个窟窿，丢下种子。种子入土后，人们就日夜守候在地边，与森林中的各种鸟兽作斗争，直到秋收。收获最多的人家，玉米只够吃3个月。碰到雨水多的年份，玉米长不出来，就只能靠采摘野果和打猎来充饥。白树林的父母一直到死都没有学会种田。“我现在会做很多事。”白树林自豪地说。白树林是老林脚村第一个种植经济作物草果和八角的人，是最早开始学习种田技术的苦聪人之一，他还把家中的田租给外地人种植香蕉。
正因为大多数苦聪家庭掌握了在森林外谋生的技巧，所以大家都争着往山下搬，我们能够理解苦聪人这种急于下山的心情。在白幺妹家田棚里住了几天后，我们深深体会到住在山上的辛苦与不便，比如说，我们哪怕是拍一个镜头，都要走很长的路；随便办点小事，都要花很长时间。山上毒蛇极多，有一次，几个苦聪人来白幺妹家吃饭，和我坐一桌的4个人中，就有两个人曾被毒蛇咬伤，一个还因此致残。
山上的医疗条件也很差，小孩子患伤风感冒的很多，但都没有药物，一直要拖成肺炎才舍得下山打针吃药。搬运任何东西都靠人力。新寨子那边的条件则要好得多，通公路，通水电，离集镇只有半个小时的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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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2010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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