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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先秦至两汉岭南经济发展的原因
史前期，黄河流域的部族就逐渐向岭南迁徙，与古土著居民交错杂居，互相融合。夏、商、周时期，黄河流域、江汉地区的民族又向南迁移，形成百越。《尚书·费誓》、《诗经·大雅》、《逸周书·王会解》等文献中已有“南夷”、“南瓯”、“苍梧”、“南海”、“南国”等记载。春秋时期至战国，扬越与岭南的古越人结合，形成了南越；瓯人与越人结合而形成西瓯；骆人与越人结合，形成了骆越。其他还有欢兜、丹朱、蚩尤后裔族等。因此，先秦时期，岭南的经济和文化就受到了中原的影响；战国时期，楚灭越，岭南成为楚的属地，先进的楚国经济和文化又在岭南传播，也促进了该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从两广出土的先秦青铜器表面流畅的云气纹、羽状、乳丁纹及兽面纹上。我们可以看到楚、汉文化的痕迹。”（29）黄展岳先生也认为：“战国中期以后，由于楚国势力的进逼岭南，岭南与楚的交流得以加强，岭南的青铜冶铸业接受了先进技术，得到了较快的发展。”（30）此外，先秦时期，江浙地区的经济、文化对岭南也有影响，如广东揭阳战国墓随葬的原始瓷器与上海金山戚家墩遗址及江苏淮阴高庄战国墓出土的同类器物相同，（31）即是其证。
两汉时期，汉政府直接统治岭南，中原的政治制度、经济、文化等在此得到了广泛传播。仅以“铜鼓纹饰为例，西汉早期岭南铜鼓面的主晕花纹为翔鹭，而鹭纹鼓在中原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西汉中期以后，岭南北流型铜鼓上的主要纹饰，除云雷纹外，开始出现了‘五铢’钱纹，东汉以后则出现了‘X’字钱纹，都是汉代中原青铜器上的流行纹饰，二者文化的交流之盛，于斯可见一斑”。且“部分兵器”及“南越王墓出土的某些铜镜，都是由中原地区直接输入的”。（32）此外，西南地区滇国、句町及夜郎国经济、文化对岭南也有影响，尤其是滇国“滇地至迟在汉初就与岭南通过牂柯江建立了直接联系，南越国的使节曾亲自到过滇（今云南昆明附近）地的桐师（今贵州桐梓县，位于贵州北部，赤水河支流桐梓河上游，临近四川），二者交往密切，处于滇地与岭南中间的句町（邑城在今云南广南县境）人，在汉初就能够制造铸工精良、纹饰优美的铜案，精致硕大的铜鼓和重达几百公斤的铜棺，这表明句町的青铜冶铸水平很高，已经处于相当高的青铜文化阶段。（33）句町与岭南相近，又为滇通向岭南的水路必经之地，对岭南的影响也是自然之事，这些都是汉代岭南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岭南经济的发展，主要动力还是岭南越人（东汉称蛮夷）和汉民的劳动创造。如岭南出土、发现的数量众多之青铜器，绝大部分是由他们铸造的“铜鼓、句町与越式鼎、羊角钟、提筒、靴形器钺、铜棺等，不见于岭南或越族以外的地区，断为岭南本地铸造无疑；其二，从青铜器的某些铸造技术、制造工艺上可以判断，如广西西林铜鼓墓出土的大量与中原地区形制相同的铜冼、耳杯等物，其周边均有钻眼的作法，这种作法十分特殊，为中原地区所无，证明此类青铜器为当地所铸的仿中原产品”。（34）南越、西瓯、骆越等民，已掌握了一整套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
岭南经济发展的另一重要原因，就是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口的增加。《尚书·禹贡》云：“淮海惟扬州”。岭南属扬州之域，气候湿润，草木茂盛，竹林遍地，土地为粘质湿土，适于农耕。贡品有金、银、铜、美玉、小竹、大竹、象牙、犀牛皮、鸟羽、旄牛尾、橘子、柏子、丝织品及草制衣服等。商代出土的龟甲、鲸、鱼骨、鲟鱼骨、海贝、玉等，有的来自东海和南海，且文献中有了“越族”的记载。周代的“南蛮”族团，已包括荆蛮、越、闽、庸、濮、麋、蜀、巴、髳、僬侥、越裳等族。其中的越族、越裳（今越南北部）已分布在岭南。《尚书大传》记载，“交趾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译而献白雉。”春秋至两汉，岭南的人口在大量增加，居民多达284208户，1652748口。劳动力的增加，对生产发展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今广东英德、韶关、南雄、连县等河谷盆地，珠江三角州大平原、鉴江、漠阳江下游平原，广西今郁江、浔江平原，广西玉林盆地，以及两广的丘陵坡田，在两汉时期，多已得到开垦。岭南地区山脉纵横，矿藏资源丰富。从考古资料知，先秦至两汉，岭南已有铜、铅、锡、铁、金、银的冶炼和铸造。加之岭南陆路、水路的不断开辟，至两汉，与东、北、西相邻地区及海外都有了经济往来，使岭南的经济、文化在夏、商、周低落的情况下，历春秋、战国至秦汉，一跃而赶上了岭北地区。岭南的各族人民，在开发经济，推动社会发展方面，均做出了重大贡献。
注释：
①⑦⑩（22）（26）（27）（28）（33） 《广东考古十年概述》，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
②⑧（11）（23）（24） 《广西考古十年新收获》，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
③（12）（16）（19） 何光岳：《百越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④⑥ 何光岳：《南蛮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⑤ 李干芬：《徭族族源探讨》，《思想战线》，1980年第3期。
⑨ 江应梁：《傣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0年版。
（13） 杨东晨：《秦人秘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14） 《史记·秦始皇本纪》。
（15） 《史记·南越尉佗列传》。
（17） 《汉书·两粤传》。
（20）（21） 《后汉书·南蛮传》。
（25） 杨东晨：《中华都城要览》，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30） 黄展岳：《论两广出土的先秦铜器》，《考古学报》，1988年第4期。
（31）（32）（34） 张荣芳：《两汉时期岭南的青铜铸造业》，国际中国秦汉史学术讨论会论文，1993年9月。
（本文原载《深圳大学学报》1994年04期，第4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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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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