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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民俗学，由于早就有民族学人类学取向，所以你会看到使用功能主义的早期论文，以及今日使用展演论、情境(语境)论和“深描”的诠释理论的民俗研究论文。不过，并不尽然。在民俗学者擅长的口传史诗研究中，跨学科理论之田野活用，笔者认为，即使是在古老的类型学上也有新的发现，例如两种口传艺人-“原文”型艺人和自由发挥艺人 [8] 即是。而类型之发现表明进入了分析的开端。让我们对比一下非常相像的考古学，它们有“不能说话的”传统的器物类型学，然而石器的分类紧接着是考察它们曾经是如何使用的(有时通过复制的过程或重拟的方法)。 [9] 这似乎和对死的文字文本类型学的研究相似，很少有特定的契机能获得如同对当世民间表演艺人的直接田野观察分类。当然，这一点是共同的。考古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的类别分析均是为了进入詮释。例如同为干栏长屋的民族志考察类别却有不同族群的或不同生境的不同的平面配置和大家族结构变体。为了不使细密的类别记录民俗志、民族志让人觉得“浅薄”而流于学科的附庸地位，那麽记录的框架和理论的总体把握就显得十分重要。关于前者，区域文化总是影响记录的框架与民俗细部的延伸方向;关于后者，理论之不断更新意味着记录总体框架和细部也不断改善。
在功能主义的早期研究框架之后，普洛普(В.Я.Пропп)的民间故事形态学 [10] 首先开启以民间故事分析形式、体系及其(形态学)成因，确立话语的个体意义。作者因多种民间故事同源，侧重于“起作用的角色”(人物)的当地形态，即故事变体;尤其注重故事的结构，以及详细的要素和比较的分析式。他的形态学实际是将传播和结构加以连接的生成学说-即由形态学(动态)代替类型学(静态)，这是从传统记录民俗研究细部深掘的值得称道的成果，使传统的民俗学史诗(田野与文本分析)大面积说唱记录民俗志研究得以新的理论框架的把握。然而，既然理论把握的优势和局限并存，那末，记录民族志、民俗志的理论把握，以及对任何细部记录的选择与定调都要小心。
一个学科成长的过程中，传统的研究线索与风格总是难以中断的，因此学科自身发展和对外开放与借鉴都是理所当然的进程。一个学科总是渐渐呈现定位(又在变化)，如人类学和社会学。它们向其他学科开放的情况并不少见，作为学问人的个性而言更是这样，本来学问就是难以限定的。因此，在学科发展过程中开放和定位不是矛盾的。
笔者现在把文章继续回到和人类学相邻的人文社会学科的点面结合的主题上来。人类认识自己总是从面上的普查与感受来认识人类文化的普同性，因为人类从文化的“面”上的普查性理解之后才能更好地把握“点”的比较研究，否则不免会发生片面性评价，而最重要的是容易“忽视隐性之共同性”。 [11] 以现在人类认识自己的学科知识积累来看，比较研究实施之前，大面积的普查民族志或民俗志是深度点状研究确定选题的知识基础，差异性的历史性原因不仅有跨越时空的，也有平面配置上的。因此，一个国家或一个地理区域的比较研究与理论成果的质量，常常取决于所辖各个地方的学者和地方文人是否广阔而细致地完成了大面积的民族志与民俗志，这就是点面整合性研究的重要前提所在。
当你关注使用覆盖较大地理面积(相对而言)的、体现区域文化之宏大时空内涵的，或者认同某一偌大族群人口的认识框架的观察法、调查法和研究法，笔者都笼统比喻为辛勤可敬的“蝗虫” 法。而学者(个体或群体)长期孜孜不倦地在一个调研点或相对较小的范围内挖掘和“深描”(例如解释人类学的常用术语)者则是执著可爱的“鼹鼠”法。我们从本文开始提及的对人类自身广而深的认知范畴评估，人类学及其相关学科大体都有各自的蝗虫法和鼹鼠法， [12] 只是学科视角与方法不尽相同罢了。笔者对这两种不同的研究视角尝试给予不同的形象比喻，是想让诸位的理解能比较轻松。
二，社会学的“蝗虫”法大作：等待民俗学和人类学
去年，笔者组织了一场以中国汉人社会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这个会议的初衷就是实现跨学科学者的同台演讲。在人类学家以外，我们邀请了社会学家、民俗学家、历史学家、宗教学家以及影视民族志制作者等。我特别提到与会者之一，美国社会学家雷伟立教授(William Lavely)。 [13] 他推动中国时空计划(CITAS)数据库的研制，专于中国的人口出生率、婚姻和家庭研究，像这类主题，不也是人类学或民俗学关心的!但他有他的做法。他的一项研究是基于大量的案例(A case-control survey(N=1100))，随机访谈和相关官方数据，旨在考察中国周边农村县份的婴儿死亡率。最后得知这些地区女婴的死亡率竟高于男婴一倍，并且，当第二个孩子出生如果是女婴的话，则溺婴和弃婴的情况常有发生。他和马森教授还利用1990年中国人口普查资料1%样本，分析了大约35万个出生资料，以观察儿童出生性比和婴儿死亡率，得出了重要的相关因素。他还绘制了中国出生婴儿性比地图，图中以深浅不同的颜色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新生儿性比的分布概貌，这一中国人口分析的调研报告和地图系列，显然属于笔者所谓的“蝗虫”法杰作。然而，由于和雷教授有经常的交往，当地图上看到局部地区的颜色深浅度(及所根据的相应资料与数据)和当地实际情况明显不符的时候，他想到的是人类学家的参与(他本人也在中国也有多次田野工作，例如在海南黎族地区考察出生婴儿性别偏好同经济变化的关系)，如到相应的地区去专题研究那里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以“鼹鼠”法补正。
这次学术会议的一个重要跨学科收获是，认同社会学和人类学两个学科联手研究的县级层位的学科交流意义。人口研究的“蝗虫”法成果的重要性在于，它除了提供自身学科的研究需求(如人口问题预测等)以外，还为人类学引出了区域文化与人性的家庭婚姻特点的问题意识，也为民俗学提供了男女性比过高的人口症结分布同地方婚育习俗的关联性思考。当然，人口学的高性比地图指出的未来中国特定地区的可能的人口症结问题分布，将考验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旧日的民族志与民俗志的地理覆盖面与质量，即民间文化的研究在学术上是否达到了了如指掌的水准(广而深的诠释)吗?当一个可以预见的社会人口问题即将出现的时刻，人类学和民俗学可以做出及时的回应吗?随之，我们立刻想到的就是关于中国特定区域，如民俗学的特定的民俗区专题考察就有了确定的问题取向(如古今溺婴习俗在何种民俗区域盛行);以及，人类学擅长的童养媳存在的意义和性比的微妙联系也就找到了联系。不过，雷教授大面积的性比分布图不是肤浅之“蝗虫”之作，因为同时发表的论著对其依据的人口样本及各种选择的资料做了详细的评估与分析。这样，就该问题进一步扩展研究而论，探讨跨学科调研之交接点成了这次会议的重点。经过讨论，与会者人定位于县级(限中国，特别是和人口研究相关的课题)调研交接点，即社会学面朝下和人类学点朝上达成高性比成因专题调研合作之可能性，亦即蝗虫法(面)和鼹鼠法(点)有效结合的实用设计与行动。显然，我们也希望阅读民俗志的单个事象普查和民俗学家的专题研究成果，社会学的高性比区划和民俗区划具有内在的联系吗?这里，民俗学蝗虫法的细腻的普查成果显得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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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学网 2008-08-04 10:33:51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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