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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蝗虫和鼹鼠怎样合作-通向跨文化比较
人类学的早期理想之一就是实现跨文化的比较，民俗学、社会学等也无一没有这样的愿望。所以，长久以来，人类学的民族志成果一直处在比较社会与文化的不断积累的位置上，直到默多克建立庞大的跨文化“人类关系区域档案”((Human Relations Area Files, HRAF)也都是建立在世界各地理区域的或个案的民族志的基础上，带有人类学始终如一的比较的和不断认识人类自身的理念。起初的民族志大都是记录民族志，而增加理论论述的民族志是后来才提到的。或许也有人认为记录民族志(或说记录民俗志亦如是)的蝗虫法太不够水平了吧。可实际上某一个田野点上的理论研究，反而是首先阅读那里的记录民族志，而不是什么学者写的被他的思想过滤过的理论分析文章(例如功能主义、象征主义的文章)，因为某个时代流行理论的“指导”和“套用”(或曰好用)过程必然存在片面性，将导致比较的失当，因此，各个区域细腻的记录民族志民俗志一直是人类学家田野工作之前阅读工作的首选，然后才是对先行者的理论作品评估。
依据现存跨文化比较法的不同思考与实践类型，人类学可以从以下四个角度加以区分： [46] 按地理区域进行的比较;按样本大小进行的比较;按数据搜集人不同进行的比较;按共时性和历时性进行的比较。而这四个角度都涉及记录民族志之积累，如米德观察萨摩亚的青春期少女的经历时，她对照的是美国少女青春期经历与表现上的差异，于是推导出不同族群文化在性质方面的理论构建。实际上是独立的深掘鼹鼠法的进一步延伸，跨入了地理区域对应和共时性对应的比较研究之路。
根据黄树民的归类，人类学比较法的主要有三，即隐含的比较法，两元文化比较法和多元文化比较法。 [47] 人类学家在田野工作中，当他们看到目标文化的某种实践活动时，总会不时地反思自身文化的相似实践。两元比较法需要对两种不同文化的相似实践加以系统的对照，以识别出相似性和差异性。这种比较的目的是识别出作为两种文化共同基础的恒定要素，并离析出导致两者间差别的可能因素。这种因果环节一旦建立，研究者就能提出解释这些差别的各种理论。埃文斯-普理查德发现东非阿赞德人和特罗布里恩德岛人在面对日常生活中的不确定性时，都运用巫技填补知识上的空白。然而，他们不同的亲属原则和居住原则却使得两个社会在实践、传播和保存巫术与巫技的知识方面采用了截然不同的方式。于是埃文斯-普理查德证明，巫术上的形态差别“可以通过指出两个社会在结构上的区别而得到解释。” [48] 刘易斯提出他的贫困文化理论，是从墨西哥和美国一共四个不同的文化场景加以对比和归纳;而怀廷对童年期文化实践可能投射于他的成年生活的田野研究，则派了6个研究小组分赴世界各个不同的地区。 [49] 这就是多元文化比较法。这里，预先设定的、散布各地的鼹鼠法作业实际上紧紧依赖了先前蝗虫法的背景资料，同时也获得了点面结合的良好效果。
跨文化比较是人类学家在对从世界上不同民族获得的经验材料进行比较的基础上，验证理论假设，发现人类行为的共性与差异，以实现理论概括或发现某种通则的研究方法。尽管各地区的社会与文化存在差别，然而他们总会有共同的可供分析的单元与要素。擅长田野工作与民族志撰写的人类学家，秉承人类文化普同性、相对性、适应性和整体性的认识，不断思考与规划，从一个个独立的田野个案调查点逐渐走向扩大的比较研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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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人类学的蝗虫法和鼹鼠法可以按照上述的若干种方法合作，这些合作的继续将导致点和面的视角相对地加以融合，不仅如此，人类学及其相关学科的跨学科合作也是在上述若干种方法过程中实现的。然而，人类学和相关学科之间的整合研究并不是一开始就能形成，而是渐进的过程。
8年前我们开始进入公共卫生的陌生领域的时候，是怯生生的。随后的学科交流证明我们的人本、民俗、社会与文化的研究和卫生、医学科学是分不开的。比如对商业性服务者的疾病控制问题，民俗研究的出发点之一是关注行业特征，公共卫生与医学是思考针对行为的干预，社会学也许会考察一个特定的社会压迫问题，而人类学是寻找她们行为背后的文化特征-即作为一个文化的组织的研究。这样，人类学看到了一些汉族、傣族和越南(凭祥一带)的妓女有不同的自组织方式，于是通过揭示妓女的组织与流动特征找问题。在合作研究中，几个学科的专家都一致认同这一概说，即控制了流动就控制了疾病。因此，这里人类学和民俗学合流，即行业和自组织的观察均和生活方式与文化结合起来。然而，一旦让我们加以点面整合地考虑这个问题，以及思考中国大面积治理这类问题和制定应对政策的时候，我们的区域(族别、信仰等)民俗志和民族志的特定事象的价值就显现出来了，于是科学的行为干预之出发点就和特定的文化连接起来。 [50] 这样，巨大时空下的不同学理之沟通已经不仅仅具有诠释的意义，而且和应用也融为一体，导致了卓有成效的政策评估与应对效果，这无疑使人文社会诸学科的理论诠释朝着增进人类自身整合性认知的大道上前进。
人类学比较调研之前总是喜欢阅读记录民族志和民俗志，还有那些田野点上结识的无数可敬的地方文人，他们是地方文化的主位诠释者和民俗事象专家，几乎没有那一位人类学或民俗学者不认识几位地方文人而且受益于他们。那么，未来谁应该仅仅成为区域、族别或方言等的记录民族志、民俗志专家，而谁又应成为具有理论诠释涵摄力和能写论文的大学教授呢?很遗憾，我们的确看到了双方连接性之缺乏。中国上个世纪历经战乱和社会变故，以及学术章法不明和落实不力，造成学术事业之惨淡经营。中国学术时运不济，人也不踏实，坐而论道的多，深入下去的少，造成学术考察记录松懈而不精细，理论文章无主见而生搬硬套。即蝗虫也没有布好点，鼹鼠在一个地方也呆不住。由于笔者这篇文章的主题是强调多学科学者点面整合性调研之意义，因此，特别主张城市学府的专家和县镇乡的“文化中人” [51] 、民俗里手的联手合作，这对于城乡之间(在中国的多数情况下)的双向互补性学习有何等重要。如果在每个县，每个方言区，每个民族及其支系等，都能有远见地世代选拔培养人才，让他(她)们成为区域、民族或事象专题的“蝗虫法”与“鼹鼠法”之兼修者，不亦乐乎!那时，教授们的深掘水准才会推进和提升到具有大面积理论涵摄力和多样性文化比较的才能，这决不是个人意义上的，而是中国人学术群体的。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庄孔韶教授专题讲座整理，2007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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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学网 2008-08-04 10:33:51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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