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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德国民族学、民俗学博物馆的兴起
人们慢慢认识到，博物馆是经验科学的支撑点。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严肃的、意识明确的科学性收藏以及对收藏品的保存和维护才取代了十六、十七世纪的稀罕物储藏室。
当古斯塔法·克勒姆(Gustav Kiemm，1802-1867)于1843年发表《对一个人类文化史博物馆的想象》一文时，德国的博物馆事业还处于雏形阶段。但是，无论出于对稀罕物品的好奇之心，还是出于意识明确的科学收藏，德国学者已经开始对异文化产生系统的、学术上的兴趣，并开始对相关的物品进行搜集和收藏。学术界普遍接受的看法是，欧洲(包括德国)的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在进化论的影响下，出现于19世纪中叶。但是，费尔迈奥伦(Han F.Vermeulen)在翻检早期德国学术史档案材料中发现，采用民族志方法、在民族学意义上对异文化族群的关注在18世纪已经为历史学家、地理学家所实践，而作为学科名称的Volkerkunde(民族学)和Volk-skunde(民俗学)也已经分别于1767、1771年首次出现。而且，德语中的“族群描写”(Vtilker-Beschreibung)这一概念的出现要比民族志(ethnography)早30年，二者都主张用描写的方式和方法来研究某一族群。米勒(Gerhard FriedrichMiiller，1705~1783)曾经于1733~1743年参加了沙俄帝国远征队，深入西伯利亚腹地，搜集了大量的有关当地原住民的历史、地理和语言方面的资料和考古学、民族学的实物。这些收藏品全部被收入帝国的艺术收藏室，并毁于1747年的一场大火，而米勒本人的学术声誉主要来自他对西伯利亚历史和地理研究的贡献，因此他在民族学上的贡献几乎不为西方学术界所知。实际上，他不仅搜集了实物，也做了很多民族志式的描写和记录。另外一位参加了沙皇俄国远征队的学者帕拉斯(Peter Simon Pallas，1741~1811)则在1773与1777年之间出版了三卷本对沙俄各省“奇风异俗”的描写的书籍，可惜这些偏离远征队主旨的副产品并不为学术界所重视。它们尽管有开民族志先河的价值，也往往为后来的民族学者所忽略。
哥廷根大学不是最早设立民族学教授讲席的大学，但它与民族学的缘分是通过历史学家施勒策尔(August LudwigSchXszer，1735~1809)来缔结的。在这位历史学家看来，民族志方法是历史学的四种研究方法之一，“按照民族志的方法，世界上有多少个不同的族群，世界历史就应该有多少章”。加上当时著名体质人类学家布卢门巴赫(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1752~1840)的努力，在启蒙时代的18世纪，哥廷根已经开始致力于收藏来自异文化的物品。今天的哥廷根大学民族学研究所拥有自己的、主要服务于教学和研究用的民族学博物馆。它的1.7万件藏品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均来自18世纪。其中大约500件藏品来自库克船长的第二次南太平洋之旅，其余的藏品主要来自西伯利亚、阿拉斯加等北极地带。这些难得的收藏使该博物馆获得了鲜明的特色和不可替代的价值。但是，大规模的民族志物品的搜集和收藏是在殖民时代。直至今天，柏林、莱比锡和汉堡号称拥有德国三家最大的民族学博物馆，而成立最早、规模最大、拥有50万件藏品的柏林民族学博物馆的出现是和巴斯蒂安(Adolf Basfian，1826-1905)这个以遍游世界、著述丰厚而著称，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联在一起的。
巴斯蒂安早年学习法律学、医学和自然科学，自25岁开始作为随船医生开始了他的世界旅行，旅行和记录行旅见闻是他的两大乐趣，并终其一生，乐此不疲。他的一生总共有25年的时间是在旅行中度过的，他的著述包括80本著作、300多篇文章。他是在德国大学里第一个教民族学的人，也是柏林民族学博物馆的创始人。该博物馆正式成立于1873年，由巴斯蒂安担任馆长。在此期间，该博物馆致力于科学的、系统的收藏活动，是德国最大的民族博物馆。
Volkskunde(民俗学)一词的出现略晚于Volkerkunde(民族学)，首先被作为民族学的单数形式来使用，即对某个单一族群的民族学研究。民俗学，作为一项研究德国民间传统、风俗和精神产品的学科，它的出现与德国社会中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市民阶层的崛起、现代化过程中引发出来的怀旧情绪和乡土情结都密不可分。市民阶层中出现的民间的协会组织是推动保护乡土文化的重要动力，而民俗学博物馆的出现又对民俗学学科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德国的第一个核心性的民俗博物馆于1889年在柏林成立，其最初的名称是“德国民间传统服装与家庭纺织品博物馆”，其目标在于搜集本国和周边国家的文化物品。它的成立者便是德国历史上著名的医生、公共卫生学家菲尔肖(Rudolf Virchow，1821~1902)。时隔多年之后，1933年德国柏林大学才设立了第一个民俗学教授讲席。1934年，在原来的民俗学收藏的基础上，成立了“德国国家民俗学博物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80%的民俗学藏品遭毁。在战后，东、西柏林各出现一个民俗学博物馆。在东德，让民俗学与民族学走近并使之归于“民族志” (Ethnographie)学科之下是当时基本的学术取向，民俗学博物馆的收藏和展出则突出农民、工人的日常生活，而淡化市民阶层的文化传统。在西柏林，民俗学博物馆是隶属于民族学博物馆的，是民族学博物馆的一个组成部分，直到1963年才分立出来。在两德统一之后的1992年，东、西柏林的民俗学博物馆藏品合二为一，新成立的博物馆改称为“民俗学博物馆”。伴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推进，民俗博物馆越来越倾向于将眼光扩展到德国以外的整个欧洲，因此经过数年的讨论之后，该博物馆于1999年7月更名为“欧洲文化博物馆”。
概括而言，在德国民族学、民俗学博物馆的兴起时期，博物馆被视为学术研究机构，博物馆馆长通常也同时担任大学教授。博物馆是高高在上、远离尘世的象牙塔，博物馆的藏品主要用于科研和教学。向学术圈子以外的普通受众介绍展品，既非博物馆工作人员能力所长，也非他们的兴趣所在。卢尚(Felix von Luschan，1854~1924)，曾经担任柏林民族学博物馆非洲及太平洋部主任、柏林大学首任民族学讲席教授，在20世纪初曾经明确意识到博物馆与大众隔绝对双方带来的损失。并对此感到痛心疾首。在他看来，99%的参观者在离开博物馆的时候，与他们走进时毫无二致，他们仍然对博物馆里的收藏品一无所知。他假设如果孩子们可以在博物馆的院墙外踢足球的话，博物馆在他们心目中就不会那么遥远，他们对博物馆的兴趣和好奇心就会大大增加。在向公众开放和与公众交流方面，德国博物馆在最近的十几年内有重大的改变。面向普通受众，尤其是儿童和青少年，组织不同形式的文化活动，已经被列人大型的、公立博物馆的常规活动日程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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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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