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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俊芳]也论我国民族的语言转用问题
  作者:何俊芳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0-09-17 | 点击数:18784
 
 
 
毋庸置疑,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看到一些民族语文的功能在某些方面呈现发展趋势的同时,在另一些方面也在逐渐弱化。其主要表现如使用人数有所减少,青少年使用本族语的水平有所下降,出现了部分语言转用现象等。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我国民族地区经济、文化、教育事业的深入发展,汉语在一些地区有了较大普及,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强,需要越来越多既懂本族语又懂汉语的双语人才,所以光懂本民族语者在一些领域受到冷落。加上招生制度的改革,语言的实用价值越来越成为影响人们语言抉择的重要因素。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轻视民族语文作用的思想有所抬头,民族语文由此受到更多的冲击。如在思想认识上,正是由于这种情况的出现,一些人对民族语文在发展民族经济、文化建设上的作用,甚至对民族语文的前途产生了怀疑,而过分强调汉语文在经济和文化发展中的作用,忽视民族语文的功能,等等。在一些地区,削弱、忽视民族语文工作的现象重又出现,原来双语教学搞得比较好的学校取消了用民族语文授课或加授民族语文课;一些民族文字的试行、推行工作出现了重重阻力等。
以上现象的出现,除了思想认识的偏误外,主要是因为在我们这样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里,与汉语文的巨大功能相比,民族语文的功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当汉语文的作用在新形势下得到进一步发挥时,民族语文的作用难免会受到削弱。另一方面,在经济转型时期,领导干部会更容易把注意力放在经济上,更多地看到民族语文对经济发展的局限性而忽视民族语文工作;群众则会认为学习民族语文对升学、谋职、出国不利而让其子女减少或放弃学习本民族语文。就是说,在经济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人们会过多地、片面地注意经济效益,而忽视了综合平衡;在语言使用上会过多地强调“流通”语言,而忽视本民族语的作用。这种现象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出现变革的产物,是语言关系不稳定、不平衡的反映。我以为其不稳定性、不平衡性在以后会随着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得到一定缓解。一般说来,语言使用特点的变化是缓慢的,但是当社会出现重大变革的时期,特别是社会由过去的封闭走向开放,社会的成员由不流动变为流动,这时语言使用情况就会发生明显的变化。在经济大发展的初期,社会上使用语言的特点一时间会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其方向是正确的,即语言的使用随着社会的需要而调整,但往往会出现“过猛、过速”的现象。这种不平稳性在经济发生重大变革的初期是难免的,一般要等待一段时间后逐步加以调整,才能使之平稳。
民族语文对民族发展的重要性不仅过去、现在是不可取代的,而且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也是不可取代的。我国的民族语言状况决定了现在和今后大多数少数民族仍然还要通过本民族语言文字开发智力、学习科学技术,在各个领域里本民族语言文字仍要发挥其重要的交际功能和作用,仍要在现代化的各种传媒、宣传等活动中应用。因此,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我们更应加大少数民族语文的功能,使其更好地为经济、文化建设服务,而不是忽视、削弱其功能。
目前,尽管一些民族语文的使用受到一定冲击,但我国少数民族中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不可能发生大面积的语言转用现象,其依据如下。
1.语言使用的变化是缓慢进行的。语言本身的变化具有缓慢性的特点,语言使用的变化也同样具有这一特点。(注:参见马学良、戴庆厦:《我国民族地区双语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民族研究》1984 年第4期。)因为一个民族要从单语到普遍地兼用另一民族的语言再发展到语言转用,必须经过长期的发展过程,经历从少到多、从局部到整体的演变。目前,我国各民族中形成的语言兼用、语言转用格局,都不是短期内形成的,而是经历了长期的历史积累和扩展的过程。社会主义新时期,虽然为语言兼用提供了较为有利的条件,但其发展速度仍然不会很快。这是因为,语言的学习和使用有它本身的规律性,任何一个民族要学习和掌握一种新语言都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而是要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才能实现。更何况这一过程还需要很多因素的配合,如语言环境、经济发展水平、文化教育普及情况,等等。因此,这一规律性就决定了一个民族要实现双语化然后转向新的单语(或双语)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非短期内就能完成。特别是一种拥有较多使用者又有一定使用区域的语言,要全民族放弃它而转用另一种语言,不是几年或几十年就能达到的。我国历史上出现的以双语为过渡形式的语言转用现象也证明了这一点。就现存已基本转用汉语的民族如土家族、畲族、仡佬族、满族等而言,尽管由于每一个民族实现语言转用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他们从操本族语单语经过双语阶段实现语言转用的具体过程和延续的时间不尽相同,但他们实现语言转用的过程都比较漫长。目前,虽然我国民族地区的双语发展速度加快,普及率提高,特别是在杂居地区,懂汉语的人数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汉语在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发展中的使用范围也扩大了,但我国语言状况的事实表明,在广大少数民族聚居区,懂汉语的人仍是少数,聚居区群众中的多数仍主要以本民族语言为交际工具,而且懂汉语的人数的增长率还很缓慢。这些都足以说明,我国民族地区不可能在短期内发生大面积语言转用现象。
2.我国少数民族农村居民以村寨为主要活动轴心的生活方式,对不同语言的使用范围会起到间离作用,对语言转用的迅速扩张会起到抑制作用。我国的大多数民族不仅有自己相对聚居的居住地域,有着自己的民族经济和文化生活,而且我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总人口80%以上的农业国家,居民大都以村寨为中心进行生产、生活。虽然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城镇化进程在不断加快,但由于我国的少数民族大多分布于边远地区,因此各民族群众以村寨为主要活动轴心的生活方式在短时间内不可能改变,而村寨这一居住形式对不同语言的使用范围会起到间离作用,这就自然地会构成稳定而又相对独立的不同语言的使用空间。由于人们在生产、生活中的交往都以村寨为中心,虽说汉语在众多语言中发挥着最大的社会功能,但在这种情形之下要迅速扩展到使用民族语的各个角落则是比较困难的。这就使得民族语与汉语都能拥有自己的相对领域,处于一个相对抗衡的状态之下,并由此而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平衡,抑制了汉语在功能和使用范围上的迅速推进,使少数民族语与汉语所形成的两维格局得以长久保持。就是说,不同语言相对独立的使用范围,既可以保证民族语的继续使用,又可以维系双语格局的稳定发展。(注:此处参考了中央民族大学陈丁昆的博士论文《论民汉双语问题》的部分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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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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