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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文学：另一些思路和可能性
孙歌
我自己在做思想史研究的过程中也碰到了广义的“民间”问题。因为思想史中一直有一个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关系问题。我在日本二战以后的思想史里看这个问题，它和中国“五四”时期的问题很像。就是一般来说，知识分子想到他对这个世界负有责任，他要去做一点事情，就会想到要到民众中间去。在每个社会中，到民众中间去这个活动的形式不一样，但方向是一样的。那里面总会有一些启蒙的问题，还有一个知识民众化的问题。其实这是一个往复运动，即知识分子去启蒙，是对所谓的“民间”灌一些东西进去，而知识的民众化是反过来要改造你自己的知识结构。我觉得这个往复运动在现代史里都发生过，而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和户晓辉《现代性与民间文学》这本书里讨论的问题相关，即这个运动发生以后，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呈现它?因为呈现它是和“民间”没有关系的，呈现它是知识分子的工作。知识分子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有一个问题，通常都被忽略了，就是说你谈到了“民间”，就好像你就在“民间”或者代表了“民间”。我在日本思想史里看到了一些论争，主要是谈这个问题：当有些知识分子在启蒙的时候，另一些知识分子会指责说你是精英，你没有代表民众的声音。那么，另一些知识分子会说，其实你也是精英，你在民众中但你不是民众。所以，20世纪50年代末日本知识界有一个说法叫“知识分子总辞职”，因为你要真实地代表民众，最后走极端，你就不能做知识分子了。后来这个讨论不了了之，因为没有人真正辞职。当然，也有人提出不同的观点，即我可以辞掉知识分子的身份，但不能辞掉知识分子的工作。我们把这样的问题放到民间文学的学科中来，把它变成一个学科化的问题，就是：民间文学学科的存在理由是什么?是不是我们其他的学科太精英了，它需要把民间的东西带进来?其实，我相信，这并非民间文学学科最初的设计，因为这个设计不包含这个东西，其实那是一个很精英、很启蒙的东西。可是，这个设计推进以后，就推出了《现代性与民间文学》中提出的问题，作者是把民间文学里涵盖的最基本的对象试图放在精英的叙事里去，试图把中国和西方的民间文学的脉络打通，从里面找到精英叙述的一个另类的可能。这样的一种做法，作为尝试是可以的，但我个人不支持这样的做法(虽然我不反对)。我觉得这样做会有一个问题，即我们已经有一个很精英的现代性叙事了，而且在西方的现代性叙事中，“民间”被利用来解构其精英结构，最成功的是施特劳斯。当然，《现代性与民间文学》处理的是另外一个脉络。可是，作者的解构是在一个严格的精英话语内部的解构，所以，是知识分子自家消费的一个东西。我觉得这样的前提梳理了之后，可能有一些问题要讨论。首先，我个人不赞成把精英和民间对立起来然后说谁的更有政治正确性和道德优越性，我认为他们是一样的，问题不在这里。当然，这和《现代性与民间文学》这本书已经没有关系了，它不需要讨论这些问题。作者也没有主张民间优先，他完全不是这套思路。我要说的是另外一个问题。现在在思想史这个学科里，我们套用西方的模式套得太久了，而且造就了很多很优秀的学生。那么，民间文学这一块有没有可能不走这样的路?因为民间文学本土资源最大的特点就是它不需要先天地受制于西方的那一套理论，它比别的学科离西方理论更远一些，而且更有自由度。像“田野呼唤理论”这样一个说法，其中就包含一个危机，即你有一些中国本土的经验，那么，你依靠什么东西来整理它们?这个整理的过程其实是一个发现问题的过程。问题其实是不能从经验里出来的，问题都是从理论感觉里面出来的。我觉得，理论感觉和理论的结论是两回事情。理论感觉是一个发现问题的机能，但它不是一个问题的结论。
我特别想知道，民间文学得到了如此丰厚的资料和这样特别的对象，假如在不受制于西方理论预设的情况下，你们有可能在里面发现什么样的问题?比如我最关心的问题——当然这可能和民间文学有些远，因为这是一个思想史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来讨论“中国”?近几年我在东亚的哪个部分遇到的状况都是，中国是一个在周边几个国家中很难处理的对象，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它有太多的民族。前些年有些人用美国的标准说中国不够民主，我觉得这个分析很皮毛。因为中国社会的政治问题不能拿美国的模式来套，其中的一个问题是民族问题，这可能是中国社会政治过程中最大的问题。各民族之间如何保持一个动态的平衡，我们没有一个现成的西方模式去分析。此外还有东北亚国际关系问题。西方理论里没有处理大国和小国之间关系的模式，它只能搞出一个抽象的“帝国”模式来。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些问题，如果民间文学研究能够提供出一些契机和线索来，那可能会对其他学科的中国研究有一个更大的推动。因为从全球学术发展的趋势来看，东亚越来越进入全球学术的视野，西方的学者在面对中国或东亚的国际关系时有许多困惑，在我接触到的那一部分里面，我发现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西方学者走不出他们自己的理论框架或预设来，而东亚的学者是被吸纳到他们描述和思考的框架里，并把这个当成一个出发点，那么，如何来看我们本土的这样一个历史经验?
当然，我不是在和西方对立的意义上来谈这个问题。在某种意义上，《现代性与民间文学》是在整理民间文学这个学科的合理性或者基本轮廓。这种工作是必须要有人来做的。我在看到它的题目时的第一印象是有没有可能换一个题目——即不把“现代性”拿出来?因为对学科的前提有各种各样的梳理方式，有些方式只有在梳理之后才会微妙地呈现出来，各种梳理之间的方向会是不同的。有一种梳理可能是在你整理了这个学科的理论脉络之后大家看出来了，这个学科是这样的，还有一种方式是你整理这个学科之后会把人导向和这个学科的合理性不直接相关的一些问题。其实我很希望后一种思路在民间文学接下来的研究中继续下去。因为在整理了之后，一方面是学科得到了整理，另一方面由于这种整理，它也被合理化了。这两种功能是同时的。然后，大家看了之后会觉得原来民间文学学科也是反现代性的，是对现代性的一个质疑。这样的学科有它自身的力量。那么，接下去的问题是，你下一步的问题是什么?你可能遇到的问题是，这个学科不在于它是中国的学科还是西方的学科，它的工具是否西方的，也不在于这个学科的学者是否真的变成了民间的一份子。再一个是它怎么推进我们对本土的历史和传统的认识?现在，不仅是民间文学，也包括思想史研究，都有人在研究小传统，但不够成功，因为他们的研究最后都导致了和西方现成的结论差不多的那样一些结论。如果那样，本土的材料就是浪费，没有意义。或者用本土的材料修正西方的结论，那也有些浪费。这个工作可以做，但它不会太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中国到底和西方有什么不同的原理。现在的状况是中国的历史完全可以折合成西方的理论，只是说折合之后对西方理论有修正的，我们说它有贡献，没有修正的，我们说它模仿。可是，我们知道中国不应该仅仅是这样。我们作为知识分子受过西方理论的训练，甚至是西方式的感觉训练，这个训练之后我们能够表述的这个中国和走到老百姓中间去能够感受的那个中国，中间的差异是很大的，而且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差异，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差异。中国思想界目前的美国式叙述实在是太主流了，因为美国的批判理论很发达，大家觉得批判是个好东西。结果会遮蔽掉我们这一代人应该面对的那样一些问题。比如，中国的市场经济是怎么一回事儿?中国政治制度究竟要如何认识?我个人希望民间文学里面会有一些可能性和另外一些思路能够出来。
我的很多对话者在读我的《主体弥散的空间》一书时都卡在了“弥散”这个说法上。他们说“你一点都不弥散，你很有主体性”。我说，你没有看懂，我是有主体，但我的主体很“弥散”，否则我不会讨论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严格地说不是实体意义上的“中国人”面对的问题，他们不面对这些问题，这也不是中国的问题。可是，当你有了这种感觉之后，这些问题会成为你的问题。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的关系也是一样的，即西方的问题必须成为我们的问题。这有一个标准，即这些问题必须在我们的脉络里面。接下来有一个复杂的操作程序——我们不能把人家的问题简单地拿来，人家的问题还得在人家的脉络里。所以最困难的是我们在自己的脉络里面讨论人家的脉络里面的一个问题。这样，你就必须造出一些想像的空间。我觉得，民间文学刚好就是这样一个想像的空间，可是这个空间不能靠一个直观的经验去制造。为什么我要强调理论感觉?因为其实理论感觉是一种想像力，让你把不同脉络里的问题很有说服力地组合起来，可是组合以后的这个脉络应该是你的，而不是别人的。那么，这个组合是什么?如果我有能力，我想拿民间文学来说可能会说得比较清楚。可是我只能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我国有信访制度，有工作组。这两个东西是西方人没有办法理解的。我们都知道，日本江户时代有信访，但没有钦差。这是政治制度之外的一种非常规的辅助手段，但它现在变成了常规。报纸上讲，信访的成功率只有百分之二，可是人们总是在信访。政治学可能不做这样的问题，因为它成功率很低，可是成功率很低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不意味着信访制度要改善，而是意味着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成功率很低的形式越来越被依赖和强调，它和这个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什么?这就要有人去做。做这个的时候就要有自己的脉络。你可以借用西方政治学的概念，但所有这些概念你必须洗刷一遍才能用，因为你面对的对象不一样。中国有自己的民主，这个东西不是一个价值判断，而是一个活的运作，这个东西没有被发现。我不知道民间文学是否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现代性”的讨论在西方的脉络里有严格的方向规定性，伴随了一系列的价值判断，而这个东西在我们这里怎么看?比如，晏阳初、梁漱溟做的那些工作，放在现代史中怎么看?全家都搬到乡下去，这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知识分子的改造，也不能理解为启蒙。好像都有，但都不是。像这样一些社会现象，民间文学里肯定有，那么你怎么去发现它?我在做思想史时面对的就是没有现成的术语，我就得自己去找，用一种比较贴近的方式来表述它，这当然非常困难。如果你借用西方现成的术语会方便得多，可是借用以后你发现有许多问题就不见了。这个是我要说的问题，所以，这里不存在和西方对立的问题。西方的脉络不可以砍掉。民间文学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因为研究精英话语比较容易统合，而民间文学很难统合。我期待民间文学对我们自己的脉络的研究，甚至我们的脉络有时候可能不太需要和西方的做比较，有些问题是太紧迫了。我们中国人不了解自己，我们借着别人的眼镜来看自己，我们看到的不够完整。结果就是许多精英来指责中国落后，我觉得这个是因为你没有能力看到真正的中国是什么，你也不知道历史会往哪走，你才会这样。只有站在历史之外的人才会指手划脚，在历史之内的人会去找这个结构关系是什么。任何批判必须是对现实有效的才能成立，否则，无论我们的批判或论争多么漂亮，它都是观念化的，中国的现实不按照它来发展。这个是我自己的总问题。
在我们的语境里面，“现代性”的讨论必须通向另外的问题，如果讨论完了还是“现代性”的话，我就认为它没有价值或者说价值不大。《现代性与民间文学》对“现代性”的讨论就通向了民间文学的学科整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那作者的讨论就站得住，否则，只是用大量的材料去论证“现代性”的问题，那就意思不是很大了。当然，概念梳理也可以做。接下来的问题是怎样推动民间文学研究才能更有生产性?然后，该书提出的问题才更有冲击力。假如所有的问题都依靠西方已有的观念去发现的话，那我们走不远。不依靠西方现成的概念在思想史里是可能的，我觉得在民间文学里也应该是可能的。只要从你的书中把这些概念抹掉，你的脉络还在就好。这个脉络应该既是经验的，又是非直观的。真正的经验应该是理论的，但也必须是具体的。比如，现在的田野为什么要呼唤理论?一个对象摆在那里，我们怎么分析?这需要理论。这件事情是一次性的、直观的，除了自己它不是别的。理论是理论感觉生产出来的产品，靠理论这个产品去发现问题是不可能的。所以，必须用理论的想像力去发现问题。这是我个人给这几种要素派定的位置。所以，我觉得“田野呼唤理论”是比较危险的，它应该呼唤的是一种理论感觉，而不是理论，否则，就会有人把理论结论拿来套，套出来的其实就不再是田野了。这是有了理论的一些先验的预设，然后扣在经验上。我们不能把“理论”和“现象”对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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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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