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四唐代宗大历二年七月
[2] 《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二唐懿宗咸通十四年三月
[3] 《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四唐代宗大历二年八月
[4] 《新唐书》卷二百十二《刘怦传附刘总传》
[5] 《唐代墓志汇编》第1303页
[6] 《唐代墓志汇编》第1894页
[7] 《酉阳杂俎》续集卷七《金刚经鸠异》
关于帝王与王公贵族的佛教生活，参见李斌城等著《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六章
[8] 《旧唐书》卷一百六十《韩愈传》
[9] 《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二唐懿宗咸通十四年四月
[10] 《太平广记》卷四十一《黑叟》
[11] 《酉阳杂俎》续集卷五
[12] 《玉泉子》
[13] 《太平广记》卷九十五《桂林风土记》
[14] 参见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下册，第871页注2，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5] 《唐代墓志汇编》第621页
[16] 《唐代墓志汇编》第1330页
[17] 《唐代墓志汇编》第1498页
[18] 《唐代墓志汇编》第1542页
[19] 见张国刚、荣新江《德国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藏敦煌经卷小记》，《祝贺胡如雷教授七十寿辰中国古史论丛》，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
[20] 参见高国藩《敦煌古俗与民俗探微·中国民俗探微》，第425-427页，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21] 事又见《冥报记》卷下《唐顿丘李氏》，第94页，中华书局，1992年版
[22] 《冥报拾遗》“唐任五娘”条，收入《冥报记》附录，第126页，中华书局，1992年版
[23] 参见郑炳林《〈康秀华写经施入疏〉与〈炫和尚货卖胡粉历〉》，刊《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三卷(1997)，北京大学出版社
[24]郑炳林《〈康秀华写经施入疏〉与〈炫和尚货卖胡粉历〉》，刊《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三卷(1997)，第199页
[25] 《太平广记》卷一百一十五《普贤社》
[26] 《太平广记》卷一百一《云花寺观音》记大中末年，长安百姓屈岩“患疮且死”，云花寺观音菩萨显灵抚其背而治愈其疮，消息传出，“倾城百姓瞻礼，岩遂立社。建堂移之。”屈岩发起建立的这个佛社主要是为了筹资建立一个新的观音堂。建成之后，佛社是否还保留，或者为了维持观音堂的香火供养，佛社仍然继续存在，都不可而知。但是，实际生活中，两种情况都可能存在，即有的佛社在完成某项佛事活动后解散，有的佛社则还继续存在，承担新的佛事任务。
[27] 参见《唐五代后期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第7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28] 宁可、郝春文编：《敦煌社邑文书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28页“社斋文”。
[29] 《敦煌社邑文书辑校》
[30] 《文物》1983年第7期
[31] 关于佛教社邑，参见郝春文：《隋唐五代宋初佛社与寺院的关系》，《敦煌学辑刊》1990年第1期;《隋唐五代宋初传统私社与寺院的关系》，《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2期
[32] 《房山石经题记汇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以下引此书者只用括号出注页码。
[33] 又作“幽州范阳县礼让乡张琛村经邑”(见第149页)，或作“范阳县礼让乡张汎村邑”(第150页)，疑本为一村异名，或传写致误。又有作“张沈村邑”(153)者。
[34] 良乡县有交道村邑，见第156页。
[35] 参见唐耕耦《房山石经题记中的唐代社邑》，载《文献》1989年第1辑
[36] 参见杨森《谈敦煌社邑文书中“三官”及“录事”、“虞侯”的若干问题》，刊《敦煌研究》1999年第3期。
[37] 建中五年正月癸酉朔，改元兴元，是无建中五年。此处仍作建中五年四月八日，当时因为其时河北藩镇朱滔兄弟闹事，百姓尚不知朝中改元。
[38] 这是贾政的妻子张氏主持造经事，同时有录事张坚固等。
[39] 邑主僧净超之外，还有平正染英宾、录事史子朝等。
[40] 前面均作“团柳石经邑”，“户”字原写作左边为木字旁，右边为双写的户字，与“柳”字很相近。
[41] 安庆绪改圣武二年为载初元年。
[42] 录文见张丽明《龙门北市香行像窟考察》第71页，见《敦煌学与中国史研究论集——纪念孙修身先生逝世一周年》，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版。但是，该文认为这是行会组织，而不是社邑，容有未谛。
继续浏览：1 | 2 | 3 | 4 | 5 |
文章来源：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