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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12月5日晚6点30分左右，电话铃中断了我和爸爸王平凡正在吃着的晚饭，电话放下后，爸爸对我说：“毛星去世了。”
在协和医院老楼一楼的尽头、毛星伯伯的病房，我随着爸爸走至毛星伯伯身边，做着最后告别。被病魔纠缠多年的毛星伯伯祥和平静地躺在病床上，他将不再睁眼看这世界，不再笑对曾经的好友，不再慈祥而又严格地面对善良的妻子儿女们了。爸爸在毛星伯伯的遗体旁默立着，我的思绪却始终纷乱着……
我认识毛星伯伯还是在儿时，那时或许尾随着爸爸，或许跟着毛星伯伯的女儿望春和“小一对”(爸爸对毛星伯伯一对孪生女儿总是这样称呼，想必是爸爸分辨不出来所以使用的简便办法，反正叫哪个也错不了)常常出入同住一栋楼的他家，在那有着大大的玻璃窗门的客厅里，靠坐在藤椅上的毛星伯伯微笑地望着我的样子，永远凝固在我的脑中，以至今天我分辨不出是看的照片还是真的曾经的画面。
毛星伯伯是五六十年代活跃于我国文学评论界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60年代出版有评论集《论文学艺术的特性》等著作。新时期以来，先后发表了《关于文学的阶级性》、《人性问题》等论文，其著作特色，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密切结合实际有的放矢，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是一部大型的学术著作，是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科学建设的一大贡献。他曾是中国作协四届理事、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第五和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生活中的毛星伯伯对名利地位总是淡泊的，一门心思地做着研究。难怪这么多年很少听到大评论家、大作家或什么领导的头衔冠以其身。我真正了解毛星伯伯也是近一两年的事，就在几天前曾与毛星伯伯共事多年的爸爸——王平凡还在跟我讲着、聊着他们共事多年的三两件事：
“毛星是四川德阳人。1937年冬赴延安陕北公学、中央党校、延安“鲁艺”学习。曾在“鲁艺”从事党的工作和文艺研究。后任东北《合江日报》总编、《淞江日报》社长。1949年后，历任东北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1954年调北大文学研究所(1955年归中国科学院)从事研究工作、任《文学评论》副主编，兼协助郑振铎、何其芳两位所领导做行政工作。何其芳曾对我说，研究所成立领导小组，组长由他担任，毛星任副组长，当时，领导已决定毛星担任副所长，但被毛星坚决推辞了。
1955年，我从原马列学院调到文学所做党的组织工作，任行政办公室主任。我较长时间是在毛星直接领导下工作的。1964年，我调到外文所政治部工作，但我们商谈工作从未间断过，如恢复民研会、筹建少数民族文学所等。
毛星勤勤恳恳、默默无闻，对文学所的建设作出了特殊贡献。如何办所对领导是新课题，毛星始终是个好参谋。关于建所方针任务、培养科研人员、图书资料及科研行政管理等，他都倾注了大量的智慧和心血。但他只愿干实际工作，不要名不要利。他是积极筹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主要领导人之一，周扬让他担任少数民族文学所所长，他又一次坚决拒绝了，并开玩笑地说，叫我当所长我就回四川老家。
毛星对自己要求极为严格，当年他来文学所前是东北局宣传部文艺处处长，级别为行政10级，到文学所后毛星感到他的级别比延安“鲁艺”同学的级别都高，甚至比“鲁艺”的老师现任所领导何其芳也要高，这样不太合理。于是向当时所属北大的党委书记史梦兰提出，要将自己的职务级别降下来。1956年评定职称，毛星被评为二级研究员，他坚决不同意，认为自己不够格，学术委员会和所领导接受他的请求，改为三级研究员。
他两次患心肌梗塞，每次住院总觉得花钱太多。1999年12月住院后要透析，他一直记了100多次，我每次看他时，他总是感到自己贡献太少，而花费公家钱太多，于心不安。
1987年，他到汕头大学休养。我们给他联系医院，医院方面很重视，给他安排在高干病房，并配有专门厨师。他住了一天就搬到普通病房了。他认为自己不应该享受这样高的待遇。他对医护人员平易近人，一位当时接触过他的人说：看到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
眼前迷蒙着，身盖白单的毛星伯伯被众子女推向无尽之处，我和爸爸默送了一程，最终被滞留在容不下我们的电梯门外，关闭的电梯门挡住了一切视线，我们伫立在那里等待着奇迹出现，当电梯门再次启开时已是人去屋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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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小豆蒙的博客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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