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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从步入现代民族国家的时候就引出在一个日历年里有两个新年庆典的问题。新的公历元旦与废弃的夏历元旦(春节)一直处在现代与传统、西方与本土、官方与民间的文化纠葛之中。在学术表述中，元旦和春节总是被看作分开的甚至对立、冲突的两个节日。从过渡礼仪的理论来看，从人们的生活经验来看，不管多少仪式，"过年"应该只是一个过渡礼仪。本文探讨如何把元旦与春节纳入一个关于年的过渡礼仪来认知，并在此基础上讨论这种对文化因素多来源的新年庆典进行再结构化的知识生产的社会意涵。
[关键词]过渡礼仪；公共文化；元旦；春节
[作者简介]高丙中：民俗学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北京100871)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生态建设"(06J ZD0006)
无论是在国家的日历类别里，还是在学术文献的表述里，元旦和春节在过去90多年里一直都是两个不同的节庆，甚至被认为是相互对立的社会力量的价值表达形式。实际上，在谈到中国的时间框架、年历、节庆、公共假日等主题的时候，人们总是习惯把元旦与春节看作中国近代以来多种对立关系(如现代与传统、官方与民间、西方与本土、科学与迷信、理性与习惯)的两个代表。
对于中国社会的民俗(folklore)研究，通常都把"俗"(lore)和"民"(folk)在时代定位上割裂开来。"民"是生活在当代的，"俗"却是传统时代的文化。学者们到民众的现实生活中进行调查，搜寻民俗研究的资料，总是对调查对象的日常活动中的旧文化因素比较敏感，结果，他们呈现的往往是当代人生活中的古代文化因素发挥作用的局部图景，造成一类当代人活在当下的空间里却在文化上活在古代的印象。或者说，这些以社会调查资料为基础的论著所表述的现实生活总是片段的，没有完整感。这种学术的思想方式不能够把研究对象表述为一个现实的整体。我认为，民俗研究除了关注当代社会中的传统遗留物，还要大力提高表述普通人的现实生活的完整图景的能力。这是我在十多年前开始倡导的民俗整体研究的取向[1]，它与把"民"和"俗"加以分割的事项研究的取向是很不相同的。以节日的观察与研究为例，事项研究的取向基于"民"与"俗"可以分割的观念，很自然地把民众生活中的节日、假日区分为传统节日与现代节日或"洋节"，把社会生活呈现为群体之间对立的(一些群体过现代节日，另一些群体过传统节日)、自我内部分裂的(个人挣扎在现代性的与传统性的节庆活动的两难选择之中);整体研究的取向基于"民"与"俗"一体的理念，在把"民"看作当下生活的普通人的同时，把"俗"看作现实生活的文化模式，也就是说，节日活动无论其构成要素在来源上是否有古今中外的分别，在社会阶层上是否有对不同要素的偏重，都在第一层次被看作共同体的现实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
基于此，我尝试把元旦和春节的关系置于法国人类学家、民俗学家范·哲乃普(Arnoldvan Gennep)的"过渡礼仪"(rites de passage )的理论中来分析，并由此体现我所信奉的"把学术定位于不断以新的方式表述现实从而影响现实走向"的观念。"过渡礼仪"的分析模式(schéma)是范·哲乃普在《过渡礼仪》中发展起来的。他认为，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在空间、时间以及社会地位上都经历着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转变，特别是在两个精神世界(即平凡或世俗与神圣或宗教)之间的来去;通过将这些转变行为划为一种专门的礼仪种类，便可从中分析出一个共同的仪式进程(séquence cér émonial)，统称为"过渡礼仪"，包括三个阶段：分隔礼仪(rites de s éparation)、边缘礼仪(ritesde marge)以及聚合礼仪(rites dpagrégation).[2]他证明，人类社会形形色色的仪式中有这样一个普遍的类型，帮助个人和群体在心理上、文化上和社会关系上从一种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状态，并且其中的过渡是一个多阶段的过程。用今天的概念来说，过渡礼仪是一种阶段性的社会再生产的仪式活动。
在最近三四年，民间节日成为中国学术界(尤其是民俗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越来越多的节日活动受到公众的注意，大量相关的出版物发表出来，接二连三的研讨会吸引着广泛的学术参与。2005年，中国民俗学会在北京主办了"民族国家的日历：传统节日与法定假日"国际学术研讨会，还与五个省市的学术机构合作，在当地召开围绕特定节日的研讨会，举办地方特色的节日庆典。受张举文博士对于范·哲乃普的过渡礼仪的研究的启发，试把节日纳入范。哲乃普的理论范畴。我在借助"过渡礼仪"的概念以及"过程分析"的视角来审视元旦与春节的社会史的时候，认识到它们在今日的中国是作为一个过渡礼仪的两个阶段而存在的。也就是说，尽管元旦和春节在发生学上是两个各自独立的新年，并且在文化要素分析上分属现代与传统的不同范畴，但是在中国当前的社会生活中，它们实际上已经演变成同一个新年过渡礼仪的两个庆典。
一、一个日历年，两个新年庆典
同一个民族在一年里出现两个新年的奇特事情，是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的现代遭遇的一个缩影。在辛亥革命创立中华民国之初，政府为了标榜自己的现代性，放弃作为王朝遗产的"夏历"的官方地位，改用号称"公历"的西历(格里高利历)，以西历的1912年1月1日为中华民国第一个新年。1914年1月，政府又颁布法令确定旧历的新年为"春节"，并说，在这一天，"凡我国民均得休息，在公人员亦准给假一日"①。「1914年1月，中华民国政府内务部在致袁世凯的呈文中提出："拟请定阴历元旦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转引自伍野春、阮荣：《民国时期的移风易俗》，载《民俗研究》，2000(2).」夏历的1月1日被剥夺了原有的名称"元旦"、"新年"，这些名词被转给公历的1月1日之后，它就成了"春节".民众没有接受用夏节、秋节、冬节分别替代端午节、中秋节、冬至节的新命名，却逐渐接受了"春节"的说法，尽管他们自己更习惯称之为"(过)新年"、"(过)大年"。
在革命的氛围中，格里高利历的新年被用"元旦"之名在法律上确定下来，是要取代中国固有的新年及其过渡礼仪的，结果，在一个社会里出现了两个新年庆典并行于一个日历年的局面，这是出乎规划中国的现代化的知识和政治精英意料之外的。与日本在起点上相似但后续故事不同，中国的现代化在清末也是采取循序渐进的"维新"思想，但是中国的民族危机促使新兴的政治和知识精英在极度的焦虑中偏向激进思想，在接受西方影响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主流的思想方式，即把中国固有的社会事物和文化界定为落后的"旧"，都急迫地需要用西方的"新"事物来取代。他们倾向用"破旧立新"的策略实施社会再造。不难理解，他们是把新的日历以及附着在其中的新年作为标志性的历史进步来订立与推行的。
中国传统的节日体系所依据的历法是"夏历"，是一种兼顾月亮和太阳的变化周期的日历(阴阳合历).阴历依据月亮的弦、望、晦、朔确定月的周期，阳历依据从地表观测到的太阳作用的变化确定年的周期(汉代完备起来的二十四节气就是一个科学的阳历年的周期)。例如，春节(初一是新月初生)、中秋节(十五是月满)等与月相联系在一起，清明节、夏至、冬至等与太阳在回归线上的位置联系在一起。综合太阳和月亮与人和自然的关系来确定节日的时间，能够更鲜明地体现人与天(自然)的关系。①「中国人对月亮和月光的细腻感受发展为很独到的文化创造，形成中国人难以舍弃的审美和伦理价值，也限制了中国人把传统节日转移到新日历的选择。」在夏历中的新年虽然不一定在立春日却是参照立春日和靠近的新月出现的日子而确定的，所以它既代表季节中春的开始，同时也是月亮重新生长的开始，也就是太阳和月亮在一年中同时可以用来象征"新生"(万象更新)的日子。夏历中的节日及其习俗是几千年文化积累的结果，民众习惯用它们来表现自己心中的价值，走过有意义的人生历程。这种价值与文化形式的契合是很难被改变的。
现代国家一经诞生，就自信自己在开创历史，而把自己要纪念的重要日子作为全民的假日。1912年9月24日北京临时政府所拟"国庆日和纪念日案"被参议院通过：以10月10日为国庆日，1月1日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纪念日，2月12日为宣布共和、南北统一纪念日。到1929年，这种纪念日增加到28个。政府部门和国有部门按照公历建立了一个新的节日体系，并在这些日子举行自己的新式仪式：政府发布文告，组织学生集会游行，在元旦、国庆等重大纪念日放假。而民众，尤其是城市私营部门的劳动者和农民，仍然按照夏历过自己的年和节。自然，那些过官方节日的人回到家里，也还要参加传统的节庆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前政权的很多东西进行革命，但是继承了它的历法和节假日体系，改动主要是把国民党的纪念日换成了共产党的纪念日。国家的纪念日有元旦、植树节、"三八"妇女节、"五一"国际劳动节、"五四"青年节、"六一"儿童节、党的生日、"八一"建军节、教师节、"十一"国庆节，外加一个传统的春节。其中，全民假日安排在元旦、春节、劳动节、国庆节。这项时间制度由政务院在1949年12月23日颁布②，「见政务院令270号(1949年12月23日)《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放假天数是春节3天、国庆节2天、劳动节1天、元旦1天。」从1950年元旦开始执行。虽然在实际放假的行政安排上有反复，但是在制度上，这项政务院令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没有被正式废止。元旦和春节都过，大致可以说是中国作为现代国家的历史贯串始终的新年制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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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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