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凤泉《论原始意识形态及神话的积极意义》认为:“原始意识形态以万物有灵论为基础,具有形象性、神秘性、幼稚性的基本特征。原始宗教和原始神话有着深刻联系,而它们在发生原因、形象构成、对待命运的态度、反映人的本质力量和发挥社会作用诸方面又有着根本的区别。神话以其思想的深刻性和艺术的完美性具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给后世以巨大的影响”(111)。南振兴《文化中的神话积淀》指出:“神话构成一个民族的精神积淀,它不仅遗留于语言之中,也无形地控制着该民族文化的发展。对神话的研究程度和重视程度能够反映一个国家社会人文研究的水平。神话形象在文化传播中起着重要作用”(112)。卢德平《论神话的交流模式》认为:“神话话语的神话性,典型地反映了与经验思维完全不同的神话思维模式。对神话话语的传播过程的探讨,是研究人类文明传承机制的重要一环。神话话语的交流或传播,只有放在人类一般交流方式的总体框架内加以考察,才有可能揭示其中的本质规律”(113)。何江胜《神话与科学》认为:“神话是人类形象思维的产物,涉及自然世界和人的主体世界,用形象的方式解释自然,表现人生,反映真实。科学依赖人的理性思维和形象思维,以客观世界及其种种现象为研究对象,解释和探讨客观规律。两者都是人类生存有益的建造物,都在力图构建人类理想的客体和主体世界”(114)。高玉《神话作为文献材料和艺术起源实证材料的质疑》一文讨论了神话文本作为实证研究材料的可能性问题,指出:“如何确定远古文献材料以及所记载的历史的真实性有很多难题。神话具有它的历史和文学的价值,但它作为文献材料能否作为艺术起源研究的实证材料值得质疑。”(115)
神话与作家、作家文学的关系是本年度学者们关注较多的话题之一,也有些学者运用神话学的理论分析了一些作家文学作品,如于立新《论神话与小说的源流关系》(116),熊进萍《略论中西小说的神话意识》(117),张华娟《中国神话中的原始生命观对古代小说的影响》(118),丁胜民《莎剧人性的神魔二元神话原型》(119),赵宁《普希金与希腊罗马神话》(120),王殿娜《分析〈启示〉的神话原型》(121),李湘云《〈琼斯皇〉的神话体系》(122),蒋玉斌《论〈红楼梦〉的神话意识表现》(123)等。
在传说研究方面,本年度发表的论文有陈岗龙《蒙古族识宝传说研究》(124),石硕《论藏族关于自身族源的三个传说及其价值》(125),王立《南亚树木崇拜和佛经母题对于树神传说的触媒》(126),林振礼《朱熹与狐仙怪异传说探索》(127),党芳莉《吕洞宾传说的早期形态及其在宋元之际的拓展》(128),那木吉拉《成吉思汗“纪念陵”传说考证》(129),薛曦《从“救兄未救父”的传说看妈祖信仰在琉球的嬗变》(130),陆晓芹《对智的礼赞与生的求索——梁祝故事的“壮化”看壮族文化的审美意蕴》(131),吴桂华《满-通古斯语族民间文学的奇花异葩——赫哲族的伊玛堪与鄂温克族民间传说的比较》(132),陈金文《试析一组与妇女纹面风俗有关的黎族传说》(133),赵丽萍、骆成秀《凉州传说》(134),马培汶《重庆传说时代文学初探》(135)等。
三、故事学的新进展
故事学是我国民间文学研究诸领域可与神话学比肩的另一大学科分支。本年度,故事学研究专家刘守华、顾希佳都有新的贡献,各发表了多篇故事研究论文,如:刘守华《兄弟分家与“狗耕田”——一个中国民间流行故事类型的文化解析》(136),《一个多民族传承的故事类型之比较》(137),《两姐妹与蛇丈夫——“蛇郎”故事的中华文化特色》(138),《“离经叛道”的奇女子——“仙女救夫”型故事的内涵及其渊源》(139)。顾希佳《“斗阎王型”故事的比较研究》(140),《多行不义必自毙——“夺妻败露型”故事解析》(141),《“鬼母育儿”型故事的类型分析及其流变轨迹》(142),《疾风知劲草烈火炼真金——“神仙考验”型故事解析》(143)。
刘魁立《民间叙事的生命树——浙江当代“狗耕田”故事情节类型的形态结构分析》对浙江省当代流传和出版的“狗耕田”故事类型的全部28个文本进行了共时性的比较研究,认为在一个类型下可以划分出若干类型变体,同时在同一类型中可以划分出中心母题、母题链等一些重要单元。该文通过具体分析,就类型、类型变体、母题等的性能和机制问题,作出了若干理论性的重要推断(144)。这是中国学者本年度在故事类型、母题研究方面发表的一篇重要论文,引起国际故事学界的重视。
类型研究已俨然成为近年来中国学者研究故事的主要范式,有些故事类型的命名已经为学界所公认,如上引“狗耕田”型,“蛇郎”型,以及“田螺娘”型、“呆女婿”型、“龙女”型、“画皮”型,都已近乎“约定俗成”,但也有些故事的命名尚未取得学界的公认,暂时属于个人命名。故事类型方面的研究还有:禹尚烈《朝鲜族田螺娘型故事初探》(145),胡萍《一种独特的民间文学现象——呆女婿故事探趣》(146),龚浩群、熊和平《娶得龙女事事如愿——“龙女”故事解析》(147),张巍《“画皮”故事的原型和流变》(148),江帆《民间叙事中的善恶观念释例——“断手姑娘”解析》(149),林继富《欲盖弥彰遭遇灭亡——“头上长角”型故事试析》(150),周小兵《“符郎本事”及其戏曲、小说文本的生成与互动——对一个“乱世奇遇”型婚恋故事的文本考察》(151),田富军《牛郎织女故事与仙女下嫁穷汉原型新探》(152),孙正国《无法超越的悲剧:〈师道宣〉的叙事解读——中国虎故事类型研究系列之三》(153),林继富《“一字不识”当驸马——“皮匠驸马”故事论析》(154),江帆《民间叙事中的交友范型——俗语故事“路遥知马力”解析》(155)。
有相当数量的民间故事虽未形成类型,但因其长久流传,即便尚未类型化,也因人们对其内容十分熟悉,其命名也就“约定俗成”,如:秋胡故事、董永故事、韩凭夫妇故事、西游故事,以及云南地方的松明楼故事等。这方面的研究有:刘玉红《“秋胡戏妻”故事的演变及其文化背景》(156),宁稼雨、梁晓萍《秋胡故事解析——兼论中国古代女性在婚姻中的自主地位》(157)、《韩凭夫妇故事流变中的文人旨趣》(158),朱迪光《民间信仰的影响与〈西游记〉故事的定型》(159),占骁勇《从轶事到小说——论“麻疯女”故事的起源与发展》(160),侯冲《松明楼故事的原型、歧异、意旨及演变》(161),李道和《女鸟故事的民俗文化渊源》(162)刘万川、金玉霞《唐传奇中人神之恋题材故事结局的道教阐释》(163),程蔷《从董永故事看民间叙事的“复合”性》(164),林岚《〈日本灵异记〉中骷髅诵经故事的源流及特色》(165)。
在故事研究中更偏重于主题和母题研究的有:王立《病马、老马、慢马意象与佛经故事——文学意象家族与文人心态史探佚》(166),王晶红《辽宁“狐妻型”故事中的“人触犯禁忌”母题》(167),姚立江、邵非《解读龙母故事的断尾母题》(168),吴光正、胡元翎《“三言”发迹变泰型故事的母题分析》(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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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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