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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提供了东方多个地区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概况，为后续的系列研究奠基了基础。就相关的学科而言，本书既为中国民间文学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参照系，也为东西方文学(特别是民间文学)的比较研究提供了许多线索和丰富的史料。比如，除经常提到的各地的洪水神话、传世神话外，研究鬼故事、宝物故事、皮影戏等都很容易从中找到可供比较的原始史料。本书在每章后列出了参考文献，为读者提供了方便。不过，如果书后能有书名、人名等索引的话，对读者的方便可能会更大一些。
此外，从学科建构的意义上来说，由于本书的出版，东方文学学科将由原来的东方文学史(以书面文学为主)、东方文学理论(诗学)的两大方面，转变为三足鼎立的局面，东方民间文学无疑将成为三足之一。实际上，在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格局中，与欧美文学、俄苏文学的研究相比，东方文学研究所占份额较低，基本上处于弱势地位。要改变这种局面，需要东方文学研究者自身的努力，不仅要发扬原有的在文学史研究方面的优势，而且要在东方文学理论、东方民间文学方面有更突破性的成就。在东方古典诗学(特别是印度诗学)方面，金克木(《古代印度文艺理论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黄宝生(《印度古典诗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曹顺庆(《东方文论选》，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邱紫华(《东方美学史》，商务印书馆，1993年)、郁龙余(《中国印度诗学比较》，昆仑出版社，2006年)等学者已经做出了比较突出的贡献，但在诗学原典的翻译和研究、以及与中西诗学的比较方面，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而东方民间文学研究就更不待言。
如何在全面掌握东方民间文学史料的基础上，沿着本书作者们设定的“东方民间文学研究”的三个既定目标(尤其是第三步《东方民间文学的理论与批评》)，建造完整的东方民间文学大厦，还有待进一步的努力。本书的印度民间文学部分，对梵语民间文学论述比较周详，但对中世纪以前的、梵语以外的印度其他语种的民间文学介绍得不多。作为一个多语言、多民族、多宗教的文学集散地，印度民间文学可以用“灿烂辉煌”四个字来形容，比其他东方地区有着更为深厚、丰富的民间文学，如果能够将梵语以外的、南印度的民间文学综合呈现出来，对理解整个东方、甚至东西方民间文学关系都大有裨益。
笔者认为，在史料方面，今后要进一步扩大史料的范围。不仅要利用东方各个国家(或地区)采录的民间文学资料、历代流传的民间文本、西方多家图书馆或博物馆(甚至个体)所收藏的东方民间文学写卷，而且要重视当前更多、更广泛的田野调查，并结合大航海时代之后西方人(传教士、商人、士兵等)对东方多个地区的民间故事的采风成果。在体裁上，还有谶言、“荤故事”、“顺口溜”、乃至属于现代民间艺文的“网语”和“短信”等有待发掘，而对民间文学与其他艺术、宗教乃至科技活动的复杂关系亦可深究，比如分析民间文学在东方不同地区的艺术表现、宗教活动中的民间文学元素、宗教文本中的民间文学成份、宗教传播与民间文学流传的相互作用、科技文献中记录的民间文学素材等等。
本书重视文本分析，对民间文学的“口传”特征分析尚未很好地贯彻始终。对该特征的突出分析，需要建立在相当辛劳的田野调查基础之上。本书的第十五章“菲律宾民间文学”、第十九章“蒙古民间文学”中，有不少的田野调查成果，特别是有关菲律宾山地部落的洪水神话的调查，乃是作者史阳多次冒着一定的生命危险“深入虎穴”而得来的。要对东方各地展开全面的田野工作，目前存在着种种实际困难，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实现。只有利用各种机缘，或者深入实地或者利用对象地区已有的调查成果。因此，在理论方面，更全面深入地、更细致地分析东方民间文学作品的“口传”特征以及在当代生活中的鲜活形态，把东方各国民间文学当作一个具有历史的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对其进行宏观描述和系统阐释。
在古代东西方文学的关系史上，要将清理民间文学在东方不同地区的传播与变异，与这些素材在西方不同文化区域中的流变研究结合起来，在东-东和东-西的双重层面上，进一步分析民间文学在东方内部的传播，以及对西方文学起源所产生的重大历史影响，破除二元对立的东西观，体现出文化的多样性，从而揭示文化交融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总之，今后的研究相当令人期待。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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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 2007-9-26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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