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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c）最小的女婿使势利的丈人和其他亲戚们在宴会上丢丑。
和《西游记》中天竺国真假公主的故事相比较，二者故事程式上不尽相同。如类型解说中的Ⅱ、Ⅲ的元素在小说里就没有被采用。但应注意的是Ⅰ型中几个分支基本元素皆被保留。e、f情节在小说中敷演成真公主遭难被孙悟空解救，把她送回父王身边。Ⅱ型分支中又有“兔子”这一重要角色。而小说中假公主的身份恰为广寒宫中的玉兔。Ⅲ型分支母题“使势利的丈人和其他亲戚们在宴会上丢丑”，于小说故事也大有体现。天竺国王、后妃、及众官员在假公主玉兔精的身份败露后的慌张狼狈模样确是有失尊贵风范，大丢其丑的。
另外，吴承恩编撰这个片断故事显然还撷取了民间故事中“蛇郎”型和“灰姑娘”型［6］的一个重要情节元素：即家庭中两姊妹一正一邪之间的求佳偶争斗，而受欺凌的弱者一方历经曲折终获美满姻缘。且看真假天竺公主原来皆属蟾宫角色。真公主乃广寒宫素娥，和化作玉兔精的玉兔本有一段不可解夙因：素娥曾打过玉兔一掌。为报私仇，玉兔乃下凡弃之于荒野，抢夺其身份。作者巧妙地糅合了几种故事模式，从而创设了一个异国情调氛围中的婚姻救难传奇。
《西游记》的故事情节丰富多姿，异彩纷呈，其对民间故事模式的吸取、发挥仍所在多多。书中如“人参果”故事（第24—26回），金角大王银角大王的魔法葫芦（第33—35回），朱紫国魔怪抢婚（第68 回）等等，皆同民间故事有着丝丝缕缕的关联。限于篇幅，以上所析只是其中少数几例。然数量虽则有限，却都具有十足的代表性。由上述二者的比勘可知，《西游记》作者在创作成书的过程中乃是极大地吸取了诸多民间故事的内容形式，他对于民间故事巧于吸取，妙于借用，精于改造并适时发挥，创设了一个色调多彩斑斓的故事世界。他的很多片断故事有所本、有所源，而非完全凭空虚造。确认这点，并非贬低了他的创作成就。因为他在进行模拟、改造时，还须费尽心力地将它们纳入小说的整体构思，使之服从作品内在的各种逻辑，并且要与人物性格的刻画有机地联系起来。他的这方面的成功实践也正表明了他在小说艺术上的出色贡献。
二
前文所述，《西游记》的情节模式具有浓厚的民间色彩，实际在古代小说几大名著中，尤以它的民间性因素最为浓郁。《三国演义》由于是基于史书《三国志》而来，受正统史书构架、史实的制约，其民间性的发挥有限；《水浒传》的民间性因素相对较浓，但也受一定时代背景的拘限，不如《西游记》那样挥洒恣肆奔放；《红楼梦》则充斥着睿智文人哲理式的深透，民间性的表现更难得尽情施展。而《西游》一书的浓郁民间性则因为它的成书过程的诸种特殊使然。众所周知，该小说所叙故事源于唐代高僧玄奘的真实取经经历。小说情节最早的蓝本，玄奘的《大唐西域记》里就充斥了诸多神奇的想象故事，这些故事很多已具有民间文学的特质。［7］后来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宋元时代的南戏、杂剧，像《陈光蕊江流和尚》，杨景贤《西游记杂剧》，吴昌龄《唐三藏西天取经》及至《永乐大典》所存之《西游记平话》片断等都竭尽铺叙其故事的神幻面。逐代的累积添加无不加重了其民间性特色，如此使得百回本最后写定者吴承恩自然而然受到影响、制约。这乃是该作品民间性因素特浓的主因。
就《西游记》的艺术面貌看，它的民间性特色主要表现于如下三方面：
1．角色身份动物化，形象塑造类型化。书中形象角色大多为山精水怪、狼虫虎豹等动物。取经四众中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自不必说，他们路途所遇也多属于此类，什么虎精、狼精、蝎子精、蜘蛛精、黑熊怪、青牛怪、黄狮精等等不一而足。一般认为民间故事里动物故事是最重要，数量也最多的一类，这点《西游记》恰相符合。此外，书中所描绘的天上诸神佛也是儒释道三教混杂，民俗的味道很浓。其各种神怪形象的塑造也基本是类型化的：性格层面不丰富，较单一、较平面，前后变化发展。
2．喜剧精神。“喜剧精神”是民间文学，尤其是儿童文学的重要特点。《西游记》全书虽情节曲折多变，时时紧张跌宕，但终了结果不外是以正压邪，妖魔遭灭，唐僧得救，结果圆满。邪恶必定灭亡，正义一定胜利模式的设计不仅深刻契合民间文化和儿童的想象，更是忠实于善恶有报的原则。书中没有什么真正让人悲戚的事件。因之，它不仅是一种“文人小说”，也是充满民间精神的文化小说。
3．“三叠式”结构及情节重复模式。故事情节采用三个单元，或三次行动反复的三叠式结构是《西游记》的重要特点。而这也正是民间故事特有的鲜明特征。其基本的“遇难解救”主题为：四人正行走间忽遇高山，唐僧吓得战战兢兢，接着是妖魔出现，将唐僧等攫去，孙悟空或当时被捉，或被捉后脱身出来，与妖魔对打，如是失败，则多方求救，最后将唐僧等解脱出来，继续西行。“遇难—斗争—解脱”的重复形式已程式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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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明清小说研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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