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90年来，中国鼠婚故事研究在历史地理学派和实证主义的规束下，其发生学的结论呈现出由一元向多元起源论发展的走向。循环式结构是判定其印度起源的重要依据，亦是鼠婚型故事类型学辩争的焦点。学者的分歧暗示出构建类型学体系的标准问题，故事类型的单一性与中国民间故事的繁复性相抵牾。中国鼠婚故事与鼠形象的两重性映射出民俗心理的对立结构，为中国鼠婚故事的发生学和类型学探讨提供了旁证。
关键词：鼠婚故事；多元论；故事类型；对立结构
作者简介：朱婧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在读博士生。（北京102488）
鼠婚故事又称作老鼠嫁女、鼠娶妇、鼠添箱故事，广为流传于东亚地区。在中国，人们根据鼠婚故事题材创作的文学艺术作品非常丰富，除了常见的故事、歌谣、年画、剪纸等民间文艺作品外，很多文人也会利用鼠婚故事题材进行文艺创作。中国鼠婚故事文本数量多、特色鲜明，受到钟敬文、季羡林、马昌仪等老一辈学者的关注。自1936年钟敬文在《中国古代民俗中的鼠》中论及“除夕鼠嫁女”起，学者们对中国鼠婚故事的研究已经过了近90个春秋。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中国鼠婚故事从何处来”，“应该怎样定义鼠婚故事”和“中国鼠婚故事何以存在”等问题成为讨论的焦点。
这些问题的提出既是基于当时的学术背景，也与中国鼠婚故事的特性紧密相连。受19世纪历史地理学派和科学实证主义的影响，20世纪中国的故事学研究仍将重点放在发生学和类型学的问题上。学者在搜集材料、构拟故事传播路径的过程中，始终离不开比较研究的方法。他们对中国鼠婚故事的研究，便是建立在中印两国文本比较研究的基础之上。阿尔奈-汤普森的AT分类法只收录了印度的鼠婚故事，并没有将中国的文本纳入其中。而在论及中国鼠婚故事的特色时，不少学者都注意到，中国流传的鼠婚故事已经远远超出AT分类法所归纳的鼠婚故事类型，那么如何看待这些中国故事文本的来源，将会涉及发生学问题的探讨机制，同时又与鼠婚故事的定义及其文化内核有着直接的内在关联性，它们共同构成了故事学研究的基本问题。
一 从一元论到多元论的发生学研究
从目前掌握的文献资料来看，关于鼠婚故事的文本记录最早出现在印度故事集《五卷书》中。这一发现主要是基于学者对现存文献的爬梳、整理工作，但与此同时也与文体学和类型学中的比较研究法存在密切的关联。1936年，胡怀琛在《中国古代小说之外国资料》中比较了中印两国的文学风格，说明了印度《五卷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中国文学的体裁原很单纯，散文是散文，韵文是韵文……但印度自寓言故事集五卷书以来，盛行散韵交错体，就是像小说鹦鹉所言七十则，也是用的这则体裁。”胡怀琛在该文中虽然没有直接论及鼠婚故事的文体特征和流变脉络，但明确指出，印度《五卷书》中的故事对中国文学的文体样式影响很大。胡怀琛对中印文本体裁的关注，为随后中印两国鼠婚故事的比较研究提供了文体学的视角。
在从事东方文学研究的过程中，季羡林也注意到《五卷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在1946年的文章《梵文<五卷书>：一部征服了世界的寓言童话集》中，他指出印度寓言故事在文体上具有如下特点：每一则寓言故事后面都会插入一句格言或谚语，目的在于提出教训或警告，其故事本身反而成了解释这句格言或谚语的工具。印度寓言故事（当然也包括印度鼠婚故事）的这一文体特征，在后来中印鼠婚故事的比较研究中经常被学者提及，用来阐明鼠婚故事的印度起源论。同时，季羡林在这篇文章中还提出《五卷书》是“世界故事和寓言的蓄水池”，指出印度故事在中国在地化后的结果：“时间一久，这些故事就渐渐染上中国的色彩。有的把外国姓名改成中国姓名，有的把里面同中国国情不合的地方渐渐改得适合了，终于仿佛在中国生了根似的，再也没有人想到它们不是中国的了。”季羡林虽然在这篇文章中并未直接阐明中印鼠婚故事的传承关系，但他提出的一些观点和理念却直接影响了中国鼠婚故事印度起源论的形成。当然，故事发源地的讨论涉及诸多问题，如果仅凭借中印两国的文化交流史和《五卷书》的巨大影响力就断定中国鼠婚故事起源于印度，显然并不具备充足的说服力，更不能从根本上否定鼠婚故事多元起源的可能性。
在写于1948年的文章《“猫名”寓言的演变》中，季羡林从中印两国鼠婚故事的结构入手，直接论证了中国鼠婚故事来自印度的合理性。他指出，中国和日本的“猫名”寓言与印度的鼠婚故事都呈现出循环式的叙事结构，而且，中印两国的故事中也经常会重复性地出现“云”的物象，由此可以基本推断出“印度很可能就是这个寓言的老家”。自此，季羡林阐释的循环式结构正式成为鼠婚故事印度起源论的重要论证依据和判断标准。但此处还存在一个有待解释的问题：即印度鼠婚故事中的主角是老鼠，中日两国“猫名”寓言中的主角是猫，如果“猫名”寓言和鼠婚故事不属于同一故事类型的话，那么鼠婚故事的印度起源论是不能够完全成立的。针对故事主角的差别，季羡林用民间故事的变异性来解释：“印度寓言里的主角是老鼠，由老鼠想到猫，于是中间不知经过了多少演变，在中国和日本，猫就变成了主角。虽然老鼠已经降为配角，但它在这里仍然占一个位置。”这与他在《梵文<五卷书>：一部征服了世界的寓言童话集》中表述的观点一脉相承，季羡林认为民间故事的故事角色经常会在流传的过程中发生变异，而叙事结构则具备相对的稳定性，因此，印度鼠婚故事在传入中、日之后才转变成“猫名”寓言。
刘守华在1983年发表的文章《印度<五卷书>与中国民间故事》中肯定了季羡林的论述，支持鼠婚故事来源于印度说，并从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作品本身的民族特色与历史印记等方面予以更为充分的论证。1991年，钟敬文发表了一篇比较中日故事类型的论文《中日民间故事比较泛说》，也对学者胡怀琛、季羡林的研究做出了回应。他在文中肯定胡怀琛、季羡林的观点，认为印度故事对中国的民间故事有很大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他针对鼠婚故事的发生学问题做了更为深入的讨论，并且认为循环式故事的起源在印度，虽然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发生了一些变异，但主体结构并没有发生变化，以此为依据，他认为鼠婚故事的印度起源论是完全成立的。但针对“猫名”故事的主角并不是鼠这一问题，钟敬文提出了与季羡林不同的看法，认为不能简单地将其中存在差异的原因归结到民间故事的变异性上。
钟敬文将鼠婚故事在中国的民间传承分成两种形态，即鼠女择婿式和异猫命名式，通过与锡兰民间故事进行比较，得出结论说，“猫名”故事并不是印度鼠婚故事传入中国后产生的异文，而是来自锡兰。首先，文章从故事的形态结构上加以论述：“锡兰所传的这个类型故事，跟中国的第二式（异猫命名）实有相当的关联，虽然它在主要情节及结构上仍近于第一式（鼠女择婿）。我们揣想，中国古代记录，大概正是沿着这种国际说法稍加变异而成的吧？”接着，从两国友好交流的历史背景出发，得出鼠婚故事的第二式来源于锡兰的结论。同理，他将中、日流传的鼠婚故事作比较，推断出“两国这种类型故事的渊源大概都在印度和锡兰等处”。研究进行到此，季羡林、钟敬文两位学者在鼠婚故事的发生学问题上达成了部分一致，他们都认为鼠婚故事的起源不在中国本土，但同时，季羡林所持的一元起源论被钟敬文打破，钟敬文提出了鼠婚故事另一个可能的“发源地”——锡兰。
在探讨民间故事的发生学问题时，一元起源论与多元起源论的冲突在所难免。在无法还原历史真实情况的条件下，通过对历史和文化背景的分析、文献材料的比较研究以及故事本身具有的结构形态来解读故事的起源，是相对可靠的方法。但在中国流传的鼠婚故事远远超出了鼠女择婿式和异猫命名式两种形态，那么，一个新的问题又产生了：在中国流传的鼠婚故事究竟全部是舶来品还是有中、外各自创造的可能因素？
对于这个问题，马昌仪在1997年发表的文章《中国鼠婚故事类型研究》中做出解答。她在文章中回应了前辈学者季羡林、钟敬文的研究，同意中国鼠婚故事中的招婚故事素及其独特的循环式叙事结构是源自印度的看法。但与前辈学者的观点不同的是，马昌仪把只具备循环式叙事结构而缺少招婚故事素的“猫名”故事挡在鼠婚故事的大门外，在此基础上，将中国流传的鼠婚故事分为民俗型和招婚型，且提出自己的观点：“并不能认为，中国的鼠招婚型故事，就其类型的整体来说，来源于印度”。这一观点与钟敬文有相似之处。虽然两位学者都认为鼠婚故事并非全部来源于印度，但又有很大的不同。马昌仪认为，鼠婚故事不仅具有多元起源的可能，且中国完全具备这个条件，也就是说并非所有在中国流传的鼠婚故事都是舶来品，而是中、外各自创造的产物。
马昌仪从两个方面进行论证，支持鼠婚故事的多元起源论，尤其是中国本土也可能“自产”鼠婚故事这一观点。一方面，她指出中国流传的鼠婚故事与印度鼠婚故事有巨大的差异：首先，印度的鼠婚故事表现出浓厚的宗教色彩和门第观念，而中国的鼠婚故事传递的观念是世俗的、中国式的；第二，印度的鼠婚故事是寓言，意在训诫，而中国的鼠婚故事承担了更多的民俗功能；第三，鼠招婚是印度故事的全部情节内容，而对于中国的鼠婚故事来说，其基本情节是民俗型鼠婚故事，招婚只是外加的一个故事素。马昌仪将中、印两国鼠婚故事进行比较研究后得出的结论，与胡怀琛、季羡林对印度寓言故事的文体学分析遥相呼应，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加深，指出了印度鼠婚故事在文体、风格、内容和功能上与中国鼠婚故事的不同之处。另一方面，她提出“民俗型是中国鼠婚故事的原型模式”这一观点，认为“鼠婚是一种民俗文化现象。中国鼠婚故事是我国农业文化中嫁鼠禳灾习俗和岁时文化中对子鼠母神信仰的产物”。马昌仪的论述建立在对材料充分了解的基础之上，认为在中国流传的鼠婚故事中，具有循环式叙事结构的故事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中国本土的鼠文化有很深的传统，在这些条件下，将鼠婚故事的来源地简单地归到外国，否认其在中国本土产生的可能性，是不太合理的，因此，马昌仪将鼠婚故事的发生学问题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回顾学者们对鼠婚故事发生学问题的探讨，他们从多方面着手对故事的来源进行推断，包括地缘关系、文化交流的历史、经济的往来等等，这为推断故事的传播路径提供了历史背景和文化基础。此外，对文本内部结构的探索，即对故事的文体学分析和故事类型的把握，则成为断定鼠婚故事起源的重要依据和标准。学者们的结论在总体走向上是清晰的，即由一元论向多元论过渡，由故事全部来源于外国向本土也可“自产”的方向发展，渐渐走出了“印度起源论”的学术传统，在以材料为导向的前提下，构拟出鼠婚故事的传播路径，并推断故事的来源地。
但即便是不断补充了更多的证据，中国鼠婚故事的发生学问题就得以真正解决了吗？事实情况并非如此，其中依然包含着不确定的因素，比如在平行发展的状况中，中、印两国各自发展出具有循环式叙事结构的鼠婚故事也是有可能的，两者之间并非必然地存在着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当然，这不只是中国鼠婚故事的发生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而是发生学问题本身固有的症结。作为对故事的历时性研究，它试图解决“故事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的问题。发生学问题之所以只能推断而不能确定，在于历史的真实情况已经无法还原，即使可以还原，故事之间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也很难得到明确的证实。而且就发生学问题的论证逻辑来说，无论材料和事实怎么复原和复原多少，即使是通过故事的形态结构来推断其流传的时间先后和地理分布，也是归纳推论，这种推论往往是不完全归纳，所以是或然的。也就是说，因为样本不能穷尽，采用归纳法只能证伪，不能证明。因此，中国鼠婚故事的发源地不能得到具有确定性的证明，可能性与现实性之间永远隔着一道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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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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