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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中情节、场面描写的模式化问题非常明显，也向来为人所诟病。它的情节重复方面，从大的场面上说，在81难中至少一半以上具有重复性；小的细节场面上重复模式也很普遍。如孙悟空引妖魔出洞的场面；孙悟空与妖魔对打的场面；孙悟空失败后奔走求救的情节。具体例证如引妖魔出洞。这样的场面常常是孙悟空经过努力找来救星，后者告诉悟空引妖出洞穴，许败不许胜，只要引出即可。还有，描写猪八戒在取经路上偷懒的场面也经常重复，这样的场面常常是猪八戒表现出懒惰，被好开玩笑的孙悟空发现或揭发出来，接着是前者的受捉弄。还有像孙悟空钻进敌人肚子的情节也重复了多次、妖怪捉住唐僧以后暂且不吃的情节场面也多有再现。
最显著的例子是两人对打的场面。试举两例略作说明：首先看第四回孙悟空与巨灵神的撕杀：
那猴王正是会家不忙，将金箍棒应手相迎。这一场好杀： 棒名如意，斧号宣花。他两个乍相逢，不知深浅；斧和棒，左右交加。一个暗藏神妙，一个大口称夸。使动法，喷云嗳雾；展开手，播土扬沙。天将神通就有道，猴王变化实无涯。棒举却如龙戏水，斧来犹似凤穿花。巨灵名望传天下，原来本事不如他；大圣轻轻轮铁棒，着头一下满身麻。巨灵神抵敌他不住，被猴王劈头一棒，慌忙将斧架隔，呵嚓的一声，把个斧柄打做两截，急撤身败阵逃生。猴王笑道：“脓包！脓包！我已饶了你，你快去报信！快去报信！”
这里主要是就双方的本事和能力所作的韵文描述。在第八回的木叉行者与沙和尚的对打也是如此写：
两个在流沙河边。这一场恶杀，真个惊人：木吒浑铁棒，护法显神通；怪物降妖杖，努力逞英雄。双条银蟒河边舞，一对神谱岸上冲。那一个威镇流沙施本事，这一个力保观音建大功。那一个翻波跃浪．这一个吐雾喷云。翻波跃浪乾坤暗，吐雾喷云日月昏。那个降妖杖，好便似出山的白虎；这个浑铁棒，却就如卧道的黄龙。那个使将来．寻蛇拨草；这个丢开去，扑鹞分松。只杀得昏漠漠，星辰灿烂；雾腾腾，天地腾胧。那个久住弱水惟他狠。这个初出灵山第一功。他两个来来往往，战上数十合，不分胜负。
这样大量的重复之处确使人有厌烦之感。但若从该作的民间性特色来衡量，它正是类型化、民间性的艺术特色使然。若从《西游记》的审美接受状况看，它长期以来都特别受少年儿童的欢迎，它不仅是一部伟大的神怪小说，也同时是一部伟大的民间童话小说。从少年儿童的文学审美习惯出发，情节的重复在他们接受作品内容的过程中是必需的。正面的强化重复可使模式得到巩固。童话中的反复与儿童游戏时的特点相吻合，相似、相同情节样式的不断重现，简化了故事情节，容易使其加深印象，增强其关注兴趣。而“较为复杂的故事却可能使他们感到迷惑不解，”因之，“童话的简单化帮助缺乏理解矛盾和模棱两可事物能力的幼儿能理解故事所谈论的问题的本质，并认同故事中的男女主人公。”［8］《西游记》众多降妖伏怪的情节模式与此如出一辙，作品的童话特征已十分明了。
再则，从作者吴承恩的生平经历看，他自少儿时便喜好“野言稗史”，对神怪类的民间性作品尤为喜爱。这从他成年后所作的《禹鼎志》、《二郎搜山图歌》的题材内容上可以想见；他的家乡淮安一带长期流行的民间传说，神怪故事（如水怪无支祈等）自然施之以影响。可以想见，他之创作《西游记》，除了因袭长期民间流传中各种故事形态的民间性因素外，他自己也有意识地多方借鉴民间故事的艺术手法，并且考虑到了少年儿童的审美欣赏心理习惯。当然那时还没有所谓的“审美心理学”，但客观的经验他却了然于胸。
若从《西游记》情节、场面的多次重复描写分析，它的屡屡繁复确给人（特别是富有欣赏经验的现代成年读者）审美疲劳之感，艺术上有欠成熟；但如考虑到它成书创作中的民间性因素，它又属于古代长篇小说的早期之作，其类型化，情节重复描写等实难以避免。另外客观地看，书中的重复模式并非都是累赘，不少重复在艺术上也有其功用。如对孙悟空心高气傲，苛求“名头”的经常强调；对猪八戒贪吃好色的反复渲染，就很好地强化了二人各自的主要性格方面。有时，作者的重复也注意变化。如对孙悟空多次钻进妖魔肚子整治妖怪的描写，形式虽多相同，每次具体方法却不尽一样。对铁扇公主是趁她喝茶时混入茶沫随之入肚；对驼罗庄蛇妖和狮驼岭青狮怪是主动让对方张口吸入；对付老鼠精则是变成鲜桃让它吃下。这种手段重复中的变化，鲜明凸现了孙悟空对敌斗争的智慧。
所以，对待《西游记》中的情节重复描写问题，我们应从作品成书过程、题材特征、审美受众的心理习惯等多方面予以考量，予以理解，而不能简单地遽下论断，以偏概全！
注释：
［1］［德］艾伯华《中国民间故事类型》，商务印书馆1999年2月版。
［2］［美］丁乃通所著《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7月版。
［3］转引自朱一玄《西游记资料汇编》34页，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4］萧兵《盘丝洞——兼论志怪中的“天鹅处女”之意蕴》，《明清小说研究》2004年第3期25—33页。
［5］参见刘守华《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动物世界”第1例“意趣多端鼠嫁女”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版，66—76页。
［6］两类型参见［德］艾伯华《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第51、56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2月版
［7］参见刘守华《比较故事学论考》中“《大唐西域记》的民间文学价值”一节，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5月版，第202—218页
［8］ ［9］ ［美］伯格《通俗文化、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叙事》第85、48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2月版
（原文刊载于《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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