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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急剧动荡的社会环境下，原有的社会秩序和礼法制度受到严重挑战，“民”与“盗”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正如王世贞在其《岭南弭盗策》中所讲的，“其始也，海寇焉而已，山寇焉而已，今而郊之民寇也，郭之民寇也，自节帅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嘉靖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1545-1547年)任潮州知府的郭春震编修《潮州府志》，特别指出当时潮州海患不止有三个原因：“一曰窝藏。谓沿海势要之家，为其渊薮，事觉则多方蔽护，以计脱免。一曰接济。谓黠民窥其乡道，载鱼米互相贸易，以瞻彼日用。一曰通番。谓闽粤滨海诸郡人驾双桅，挟私货，百十为群，往来东西洋，携诸番奇货，因而不靖肆抢掠”。
由于海上贸易活动的非法性质，与樟林隔海相望的南澳岛，成为新的非法武装贸易据点。南澳岛“旧番舶为患，洪武间奏徙，遂虚其地，粮因空悬”[31]，这个“幅员三百余里”，距大陆仅十余海里的岛屿，从明初开始就没有任何官方机构管理，也没有编入里甲、交纳赋税的“编户齐民”，从而成为海上走私贸易的理想场所。据《东里志》卷1载：“(南澳岛)惟深澳内宽外险，有腊屿、青屿环抱于外，仅一门可入，而中可容千艘。番泊、海寇之舟，多泊于此，以肆抢掠。……长沙尾，西跨南洋，近于莱芜澳，为船艘往来门户，海寇亦常泊焉”。日本商人亦来此贸易，“定期于四月终至，五月终去，不论货之尽与不尽也。其交易乃搭棚于地，铺板而陈所置货物，甚为清雅。刀枪之类，悉在舟中”[32]。
以南澳为根据地或在这里有较多活动的，包括了嘉靖年间漳潮地区所有的重要海盗集团，其主要人物有许栋、许朝光、吴平、曾一本、谢策、洪迪珍、林国显、徐碧溪、林道乾、杨老、魏朝义等。作为有时拥有数万之众的海上武装集团，他们活动的范围已经远远不限于海上走私贸易，而具有明显的政治和军事性质。例如，许朝光除在南澳修宫室，建敌楼，筑城寨外，也“分遣其党，据牛田、鮀浦诸海口，商贾往来，给票抽份，分曰买水。朝光居大舶中，击断自姿，或严兵设卫，出入城市，忘其为盗也”[33]。万历三年(1575年)起，明朝在南澳设副总兵，以水兵三千人专守此地，但守备很快废弛。崇祯十三年(1640年)，原为海盗、后受抚于明朝的郑芝龙就任南澳总兵，四年后升任福建都督，总兵一职由其部将陈豹接任。陈豹任此职几达二十年之久。明清鼎革之际，尽管郑芝龙于顺治三年(1646年)降清，但陈豹管治下的南澳仍然奉晚明正朔，南澳成为郑成功反清复明活动最重要的军事据点之一，郑成功多次从这里出发进攻大陆各地。明末清初，郑氏武装集团数十年间一直是东南海上最有实力的控制者，在当时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中，基本上独揽了通洋之利，南澳也成为其海上贸易的重要基地。
以孤悬海上的南澳岛作为贸易据点，固然可以逃避官兵的巡查，但货物的供应地或市场毕竟还是在大陆，包括韩江中上游地区。以南澳为据点的海上力量为了与大陆贸易，经常进犯沿海地方，樟林和饶平县的柘林是他们常常攻取的地方。但南澳与大陆之间的海峡毕竟是一种妨碍，海船无法在内河航行，自然又增加了这种本来就不合法的的贸易的风险和费用。所以，一旦贸易合法化，在“河海交汇”的韩江入海口寻找一个更合适的港口，是很自然的要求。
当时樟林在地域社会中已有一定地位。而明代以后，由北溪溯流而上，经宋代人工开凿的运河山尾溪进入韩江干流，直达潮州府城的水路，是从海上乘船到府城(直至韩江上游)航程较短，通航条件最好的航线，樟林正好就位于北溪的入海口。这样一来，康熙二十三年开海禁以后，由于海上贸易的合法化，樟林就很快发展成为重要的贸易口岸。康熙年间粤海关在澄海设立五个税口，樟林即为其中之一[34]。乾隆年间开始鼓励本国商人到暹罗等地买米回国，韩江三角洲作为当时国内最严重的粮食短缺地区之一，洋米入口利润更加丰厚[35]，位于韩江入海口的澄海县很快成为国内帆船运输业最发达的地方之一：
惟是邑自展复以来，海不扬波，卒操奇赢，兴贩他省。上溯津门，下通台厦。象犀金玉与夫锦绣皮币之属，千艘万舶，悉由澄分达诸邑。其自海南诸郡转输米石者，尤为全潮所仰给。每当春秋风信，东西两港以及溪东、南关、沙汕头、东陇港之间，扬帆捆载而来者，不下千百计。高牙错处，民物润丰，握 持筹，居奇囤积，为海隅一大都会。[36]
前述乾隆年间樟林商业街区的扩大，“六社八街”格局的形成，为“八街”商人所控制的火帝庙地位的上升，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潮州沿海百姓至迟从汉唐以来就一直进行海上贸易，从中获利颇丰，这种地方文化传统与王朝的法令之间的关系，直接影响地域社会的历史面貌。其实，不管朝廷的制度如何，海上贸易的活动始终在进行着，所不同的，是由官方界定的在海上活动的人的身份的变化，以及贸易活动性质的差别。从这个角度看来，樟林的故事可视为地域社会整体历史脉络的一个环节，樟林港的兴起与衰落，与更大范围的地域社会的“转型”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在1860年代汕头开港以后的变化中，有更明显的表现。这一时期樟林地方政治与已经成为“侨乡” 潮汕社会的关系，作者另由专文讨论[37]，恕不赘述。
在以上的讨论中，可以注意到，地域社会的市场结构、贸易格局之类具有“经济”意义的事情，与樟林社区内部社会、文化因素的变动有重要的关联，而地域社会的经济变动，在很大程度上又为朝廷和地方官员的政治决定所影响。这种情况，一方面说明要用“整体历史”的观念区理解地域社会的历史脉络。另一方面也证明，将乡村置于地域社会的脉络之中，对更深刻的理解乡村的故事与国家历史的关系，具有方法论上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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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乡村研究》第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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