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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人自为利，商业伙伴也就不可尽信。邻里既能“无情”，伙伴却不可以“卖诚”。于是“轻死重义”之“义”，包括“恩义”、“情义”、“信义”等作为亲亲宗法制度以外平等相交的相互规范，开始成为人际交往的一种新准则。人口大量流动，也必然会影响到人际关系的伦理。在以农为本，株守一地的安居环境和矜尚阀阅的宗法社会里，血缘亲属间讲究的长幼有序，正可以用儒家传统的“尊尊”、“亲亲”规范之。但因各种因素逸出家族和宗法社会以外的人群，却面临着应当用什么样的礼法伦理来规范彼此行为的问题。故商帮初起，即须结义同心。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解释说：
在古代交通不便，道路不安全的情况下，贩运价值连城的珍奇宝货，如系个人独来独往，则是非常危险的。因此商人在整装待发前，首先要和同行之人结成伙伴，即结成临时性商帮。只有这样，才能以团体力量共同抗拒猝发性的祸害，以保障本身和货物的安全。所谓“钩距不敢下，下则牙齿横”就是人多势众的结果，单独个人是办不到的。崔融曾明确指出过这一点：“若乃富商大贾，豪宗恶少，轻死重义，结党连群，喑呜则弯弓，睚眦则挺剑，少有失意，犹且如此。”43其所以能动则弯弓挺剑，睚眦必报，就是因为他们是“结党连群”的团体行动。44
其实先秦诸子生当乱世，各自提出的解决之道中，虽亦有谈论“义”者，但以墨子之说最为独特。《墨子·尚同（中）第十二》言：
子墨子曰：方今之时，复古之民始生，未有正长之时，盖其语曰：天下之人异义，是以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其人数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而非人之义，故相交非也。
此即以“义”为个人行为，故而“一人一义”，“百人百义”，卒而导致“天下异义”，造成“天下之乱也，至如禽兽然。无君臣上下长幼之节、父子兄弟之礼，是以天下乱焉”。他以为匡正的方式亦须由此入手，“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立以为天子，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统一价值体系，然后“置以为三公，与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里长顺天子政而一同其里之义”。这是一个先自上而下统一标准，而后自下而上通贯实施的过程，最终才能达到“一同其乡之义，是以乡治”，进一步“一同其国之义，是以国治”，最后“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如果我们同意墨家代表着春秋时代小生产者小商人利益的道德观，那么墨家这条由乱达治之途，也代表着他们以义为道德基础的大同理想。董仲舒曾说：“以仁治人，义治我；躬自厚而薄责于外，此之谓也。”45其实就是将“仁”定义为群体间的相互关系，将“义”定义为个人间的相互关系；或者说将“仁”看作是对人的道德，把“义”看作是为己的道德。而司马迁《货殖列传》则明言“牟利冲动”的不可抗拒性质：
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也。故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鹜者，其实皆为财用耳。
倒是同一时期的唐代民间诗歌，洋溢着另外一种气息，如在湖南发现的唐代长沙铜官窑所烧民间瓷器题写的诗歌，就多游子、估客之作，如“日日思前路，朝朝别主人。行行山水上，处处鸟啼新”写赶路，“男儿大丈夫，何用本乡居。明月家家有，黄金何处无”写漂泊，“小水通大河，山深鸟雀多。主人看客好，曲路亦相过”写萍水相交的友谊，“夜夜挂长钩，朝朝望楚楼。可怜孤月夜，沧（长）照客心愁”写乡愁之无可排泄，都相当真切朴素，在离乡背井的奋斗中，别有情怀，依然保持着一份平和和希冀46。敦煌俗曲也描述到平民流落异乡，与土著人士情同金兰的情形，如《浪淘沙》：
结草城楼不忘恩，些些言语莫生嗔。比死共君缘，外客悉安存。百鸟相忆投林肃〔宿〕，道逢枯草再迎春。路上逢君先下拜，如若伤蛇口含真。（P．3128）
可知唐人观念之“义”，已有通于“私谊”者，与《春秋》故事中以国家社稷的“公忠”为“大义”已隐然有别，而从晚唐司空图作《冯燕歌》述冯氏逻辑为“尔能负彼必相负，假手他人复在谁”，到北宋曾布《水调七遍》歌颂冯燕“万古三河风义在，青简上，众知名”，“至今乐府歌咏，流入管弦声”47，实已开启五代两宋市民社会中“异姓结义”和《水浒传》人物故事之端倪。
话题再回到李晟与“关公战蚩尤”的传说上来。谚所谓“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万人之敌”如关公，也有过不了的坡，也有伸手求援的时候。当年关羽败走麦城，不可忽视的原因是遭遇了包括战略盟友孙权、友邻部队刘封、孟达和荆州部将傅士仁、糜芳三重背叛，使他维护中央政权的扶汉努力功亏一篑。但这一次在故事中他没有失望，作为托梦沟通的隔代知音，李晟信守承诺为他援手，终于赢得了胜利。
这个故事对于本文讨论的“忠义”，又给予了一种民间话语的诠释。至少这正是当初编撰、讲述和聆听这个故事的人，都希望看到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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