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遂有怨极生厌，不复以朝廷社稷为意的17。如《浣溪纱》：
一队风去吹黑云，船中撩乱满江津。浩洪波长水面，浪如银。即问长江来往客，东南西北几时分？一过交〔教〕人肠欲断，谓行人。
倦却诗书上钓船，身披莎〔蓑笠〕执鱼竿。棹向碧波深处去，几重滩。不是从前为钓者，盖缘时世厌〔掩〕良贤。所以将身岩薮下，不朝天。（S．2607）
即便混上一官半职，但在叛乱间作之际，也毫无忠君观念，唯求自保。如《酒泉子》：
每见惶惶，队队雄军惊御辇，蓦街穿巷犯皇宫，只拟夺九重。长枪短剑如麻乱，争奈失计无投窜。金箱玉印自携将，任他乱芬芳。（P．2506）18
《资治通鉴》卷二二四曾载：同华节度使周智光劫杀朝臣，且扬言“此去长安百八十里，智光夜眠，不敢舒足，恐踏破长安城”19。可知道当时方镇骄横，蔑视长安的中央朝廷已经到了何等程度。结末一句点题，尤可见出唐王朝稍遇变乱即君臣失顾、分崩离析的体系性危机。
三 唐人小说之忠义观
中唐武祀六年两变，反映出价值系统的剧烈动荡。“安史之乱”深刻地改变了唐代制度，也深刻地改变了价值体系，这在如何看待“忠”和“义”的问题上尤其突出。
古人向有人际交往的对等原则，如《尚书·泰誓》：“抚我则后，虐我则雠。”钱钟书对此数有辨析，如曾举《史记·刺客列传》载豫让之“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汉书·贾谊传》延伸而道之：“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马，彼将犬马自为也；如遇官徒，彼将官徒自为也……故见利则逝，见便则夺；主上有败，则因而之矣；主上有患，则吾苟免而已，立而观之耳。”认为是“因小见大，有关治体，匪特恩私之酬报矣”20。又引《列子·杨朱》谓“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及宋人《遗史》述范琼言“自家懑只是少个主人，东也是吃饭，西也是吃饭；譬如营里长行健儿，姓张的来管着是张司空，姓李的来管着是李司空”，说明利益与道德之联系，“享利则推有德，得食则事为君”21。唐之“治体”失序，朝臣“苟免”“立观”，“得食”犹存君臣，失利两不相干，固已相沿成习。
在朝廷标榜“忠”的同时，民间也在进行一轮价值体系的评估和变换，这就是对“义”的重新诠释。《宋史》卷四四六《忠义传》序：
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宋之初兴，范质、王溥犹有余憾，艺祖首褒韩通，次表卫融，以示意向。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缙绅知以名节为高，廉耻相尚，尽去五代诸陋矣。故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
这里带来一个问题：以今人之见，“忠义”一语究竟是联合词组，还是偏正词组呢？如果是偏正词组，则“义”即“尽忠效命”；如果是联合词组，则“忠”自“忠节”，“义”则另有独立价值在。鉴于小说是唐代新兴的民间文体，且从唐代小说谈起。
许尧佐的《柳氏传》22，叙诗人韩翊与歌姬柳氏因天宝之乱睽隔一方，柳氏为蕃将沙咤利所劫获。韩翊返京，咫尺天涯，难以相见。偶与虞侯许俊谈及，许素以材力自负，“乃衣缦胡，佩双鞬，从一骑，径造沙咤利之第。候其出行里余，乃被衽执辔，犯关排闼”，谎称沙咤利急病，亟招柳氏。“仆持辟易，无敢仰视。遂升堂，出翊札示柳氏，挟之跨鞍马，逸尘断鞅，倏忽乃至，引裾而前曰：‘幸不辱命。’四座惊叹”23。最后由侯希逸上书皇帝，具呈始末，而以别赐沙咤利银钱，保留了大团圆结局。叙事背景发生在唐王朝借助回纥吐蕃平息安史之乱，收复长安后蕃将恣行不法，造成朝廷律令名存实亡。要讨回公道该出手时就出手，也只能各自相机行事。这也是代宗时期的政治现实。所以许俊之作为，被作者推许为“义切中抱”。《本事诗》同题所述故事中，许俊也“尝以义烈自许”。
继续浏览：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本文责编：王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