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唐虽称统一，实际已经分裂，故留有相当的社会空间。陈寅恪谓：
其所以须有此空间之区别者，因唐代自安史之乱后，名义上则中央政府与一部分地方藩镇，已截然划为二不同之区域，非仅政治军事不能统一，即社会文化亦完全成为互不关涉之集团，其统治阶级氏族之不同类更无待言矣。盖安史之霸业虽俱失败，而其部将及所统之民众依旧保持其势力，与中央政府相抗，以迄于唐室之灭亡，约经一百五十年之久，虽号称一朝，实成为二国。29
唐人笔记传奇中何以大量出现这类人物，我想原因之一是纲纪失序，社会不公，法制荡弛；原因之二是中晚唐中央政权与藩镇割据并行的格局，法律不相统辖，在社会上留出了足供周旋的法制空间，使人可以在违背抗拒律令之后隐身远扬，以规避官府缉捕。或者还有原因之三之四，但总的说来，这种现实处境为当时的传奇作家提供了想象的余裕，进而思慕以游侠方式解决现实困境和社会不公。《虬髯客传》写虬髯客、李靖、红拂于乱世之中高标傲世、风神不凡之三位侠义人物，虽然萍水相逢，却能肝胆相照，遗世独立，虽无“结义”之名，但显然已存“结义”之实。钱钟书论及《虬髯客》中红拂曰“妾亦姓张，合是妹”时曾有评论，可以参观30。这正是唐代此类作品的“大轴”名篇，放在这个背景之下欣赏，尤能品出个中滋味。杜光庭本为道士，故此篇中“风尘三侠”之“结义”，有神龙见首、飘然出世之风，与《三国志演义》所描绘的本着“上安社稷，下保黎民”儒家入世宗旨之“桃园结义”颇异其趣，正可见出当时“结义”之宗旨有别。今日治小说史者追溯“侠义小说”（或言“游侠小说”、“武侠小说”、“豪侠小说”）之起源，每于中晚唐立论，即此之故也。
钱钟书释“义”，曾以韩愈《原道》所言“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的说法有所缺失，以为“信、直而不‘宜’，则于‘义’未安矣”。复举《左传正义》两注，“一则失‘信’而‘义’，一则‘直’而不‘义’”，及《孟子》、《吕氏春秋》两说，认为“义”即不“执一”也。柳宗元《四维论》也有“廉与耻，义之小节也，不得与义抗为四维”31。说明连唐代理学宗师，也还没有将“义”简单地作为“忠”的附庸，但总算开启了南宋理学重提“三纲五常”问题的先河。朱熹曾据韩愈之说，认为“义，便作‘宜’字看”；又说“不可执定，随他理去如此，自家行之便是义”；还以为“义如利刀相似，人杰录云：‘似一柄快刀相似。’都割断了许多牵绊”，也强调了“义”自主作为的一面32。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一七言：
李太白《侠客行》云：“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元微之《侠客行》云：“侠客不怕死，事成不肯藏姓名。”或云，二诗同咏侠客，而意不同如此。予谓不然，太白咏侠不肯受报，如朱家终身不见季布是也；微之咏侠欲闻于后世，如聂政姊之死，恐终灭吾贤弟之名是也。33
其说义有未安。盖聂政姊所以欲传者，惟成“贤弟之名”，非一己之名也。而李白所咏，则承袭司马迁《游侠列传》“既已寸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传统。盛唐时代法制统一，行侠者自然需要“匿名藏身”，以逃避官府追捕；而中唐以来法制不统一，侠者自可名著于世，甚至炫售于市，正是李白与元稹所处时代不同所致。
从元稹的诗句，我们还可以联想到唐代“牛李党争”的大题目。党争的主角之一李德裕，就写过一篇《豪侠论》，特别强调了“侠”与“义”之间的依存关系。他认为：
夫侠者，盖非常之人也。虽以然诺许人，必以节气为本。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难兼之矣。34
这种提法，对于一个当过宰相的人颇不寻常。自陈寅恪以来，“牛李党争”便是唐史研究聚讼纷纭的题目，引起我兴趣的问题是李德裕何以突发此言。好在傅璇琮等近年致力于李德裕资料的爬梳整理，提供了框架。傅璇琮据《北梦琐言》记载的“唐李太尉德裕左降至崖州，著四十九论，叙平生所志”35，确定这为李晚年被贬的磊落不平之作36。同时所作的短论当时辑为《穷愁志》，相关的还有《英杰论》、《近世节士论》、《朋党论》、《三国论》、《货殖论》等题。此刻李德裕已落难“江湖”，故能以“忧其君”之心，从容论及英杰豪侠之事。《豪侠论》笔端一转，说到了文士亦当“知义”：
士之任气而不知义，皆可谓之盗矣。然士无气义者，为臣必不能死难，求道必不能出世。近代房儒复问径山大师：“欲习道，可得至乎？”径山对曰：“学道者，唯猛将可也。身首分裂，无所顾惜。”由是知士之无气义者，虽为桑门，亦无足观矣！37
继续浏览：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本文责编：王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