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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⑩以为君主的基本职责，就在于用祭祀来宣示文化政策和价值导向，用战争来表达领土主权和统治意志。除了例行敬天法祖的“岳渎”、“祖先”崇拜之外，唐王朝的一项影响深远的文化建设，就是宣布以国家大典来祭祀孔子和姜尚（太公望，即后世俗谓“姜太公”、“姜子牙”），以明示价值体系的取向。据《新唐书》卷一五《礼乐五》，唐以关羽配祀姜尚凡有三变：依据安史之乱后的形势变化，唐肃宗首先配飨了志在“兴复汉室”，且为唐太宗盛赞过的诸葛亮；第二变是在礼仪使颜真卿的倡议下，大幅度增加了武成王庙祀，尤其是兴唐保唐诸将的配飨，反映出颜真卿的孤诣苦心11。他意图奖掖历史上功臣名将，用榜样的力量引导握有实权的各路藩镇节度忠心保国。结果是魏蜀吴并立，而且吴人占据了半数，不知是否与唐室“仰食东南漕粮”，而当时叛乱藩镇多出于河北的情势有关，关羽也在这时和张飞、邓艾一同进入了庙祀。颇疑李商隐《骄儿诗》描述的“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的元和间唐人说话，亦与这次配飨不无关联。
可惜事与愿违，这项诏令颁布的次年，即发生了李希烈、朱泚等人的大规模叛乱，唐德宗逃难唯恐不及，就连提出这个设计的颜真卿也命丧强藩骄镇之手。事后武庙配飨也跟着吃了挂落，被毫不客气地撤去祀位，请出武庙12。儒士大夫意犹未尽，还想再接再厉，撤去武成王庙封号，降格为“齐太公庙”。其实文智武勇，缺一不能安邦定国。但是作为价值体系的榜样，姜尚代表的更多是“兵家”的谋略及勇于反抗暴政的精神，这在后世小说从《武王伐纣平话》到《封神演义》中有清楚的阐释，而对于中唐这样亟需树立为巩固中央政权奋勇立功之将帅的现实，却多少有点文不对题，从大臣的嗫嚅中，分明已视姜尚为殷之“叛臣”，这正是当时之莫大忌讳。此外，儒臣还对《孙子兵法》所言之“兵者，诡道也”抱有偏见13，以为不足以表率后世，所以极力推崇孔子的政教礼制精神，即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以正名分而挽颓世。
中唐文臣武将在庙祀上的对峙，还表现为儒臣多热心于文宣庙的重修。随着唐王朝的衰落，双方争执也日益表面化。上世纪陆续发现的敦煌俗曲率真晓畅，向以反映唐代社会生活的真情实感而乐为学人征引。其中有两首《定风波》针锋相对，颇像酒桌上武士儒生的斗性使气：
功〔攻〕书学剑能几何？争如沙塞骋偻罗。手执六寻枪似铁，明月，龙泉三尺斩〔剑〕新磨。堪羡昔时军伍，满〔谩〕夸儒士德能康。四塞忽闻狼烟起，问儒仕〔士〕，谁人敢去定风波？
征后偻罗未是功，儒仕偻罗转更加。三尺张良飞恶羽，谋略，汉兴楚灭本由他。项羽翘据无路，灭后难消一曲歌。霸王虞姬皆自别，□当本，便知儒仕定风波。（P．3821）14
武将以现实处境相嘲难，儒士则以前代楷模为说词。可惜张良本为武成王庙，而非文宣王庙之陪祀，其所宗黄石公，亦属“兵者诡道”之学，正是中唐以后儒生极力贬斥的东西。何况晚唐、五代终究未有张良一流人物出世，则“误国”何人，不言自明。
李商隐《骄儿诗》因为提到过“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而屡为治小说史者引用，但鲜有论者注意到该诗的结末，道出了这一时期下层文士的尴尬处境：
爷昔好读书，恳苦自著述。憔悴欲四十，无肉畏蚤虱。儿慎勿学爷，读书求甲乙。穰苴司马法，张良黄石术。便为帝王师，不假〔暇〕更纤悉。况今西与北，羌戎正狂悖。诛赦两未成，将养如痼疾。儿当速成大，探雏入虎穴。当为万户侯，勿守一经帙〔袠〕。
这正是需要通达眼前实际的政治运作，即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经世济国”能臣，而非翰墨文学之才士的时代。也是刘禹锡所言：
自建安距永明以还，词人比肩，唱和相发，有以朔风零雨，高视天下，蝉噪鸟鸣，蔚在史策。国朝因之，粲然复兴，由篇章以跻贵仕者，相踵而起。兵兴以还，右武尚功，公卿大夫以忧济为任，不暇器人于文什之间，故其风寝息。15
到了晚唐，则经世之学亦无用武之地。敦煌俗曲《菩萨蛮》有云：
数年学剑工〔攻〕书苦，也曾凿壁偷光路。堑雪飞萤，吕〔屡〕年事不成。每恨无谋识，路远关山隔。权隐在江河，龙门终一过。（P．3333）
自从宇宙光戈戟，狼烟处处獯天黑。早晚竖金鸡，休磨战马蹄。淼淼三江水，半是儒生泪。老尚逐今〔金〕财，龙门何日开？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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