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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小说向以传奇性著称，假托神仙鬼怪，亦正是“题中应有之义”。因此这一则李晟助关公战蚩尤的故事，究竟是否出于唐人之手，尚不能骤断。唯文中关羽之自称但言“关某”而不称名，应该是明清关公崇拜大兴以后，由戏曲小说引发出来的习俗。但至迟在元代，李晟亦被道教列为传奇人物。《湖海新闻夷坚续志》有“先知死罪”条言：
桑道茂祖为供奉，李晟为神策小将。道茂曰：“足下即贵，某之数，性命当在公手。能赦之否？”晟笑曰：“供奉见侮乎？”道茂怀中取一纸，大书其官衔姓名，云：“所犯罪愆，乃是逼迫，伏乞恩慈，性命全宥。”晟笑曰：“遣某道何语？”道茂乞曰：“准状特放。”晟为书之。后朱反，道茂复旧职。晟往京城，收逆徒数百人，置旗下就戮。道茂大呼曰：“某有状！”取视之，乃昔年所书也。晟惊悟，释放道茂，以为上客。⑥
案《新唐书·方伎传》有桑道茂事迹，略谓道茂善太一遁甲术，曾数次预言唐师胜败及宰相休咎事，“德宗素验其数”。“及朱泚反，帝蒙难奉天，赖以济。李晟为右金吾大将军，道茂赍一缣见晟，再拜曰：‘公贵盛无比，然我命在公手，能见赦否？’晟大惊，不领其言。道茂出怀中一书，自具姓名，署其左曰：‘为贼逼胁。’固请晟判，晟笑曰：‘欲我何语？’道茂曰：‘第言准状赦之。’晟勉从。已又以缣愿易晟衫，请题衿膺曰：‘它日为信。’再拜去。道茂果污伪官。晟收长安，与逆徒缚旗下，将就刑，出晟衫及书以示。晟为奏，原其死。”⑦则道茂能望气，作预言，亦神仙者流，唐人已异其能。
其中“李晟救道茂”故事所包含内容，实际上涉及到中晚唐臣僚的两难处境。中晚唐政局反复多变，皇帝动辄仓皇出逃，确实会令留在京城，无力随“狩”的臣下无所是其从。钱钟书论及杜甫《哀江头》“黄昏胡骑尘满城，欲望城南望城北”，以为“杜诗尤凄警”，“杜疾走街巷，身亲足践，事境危迫，衷曲惶乱，有若张衡《西京赋》所谓‘丧精亡魄，失归忘趋’”⑧。欧阳修记叙桑道茂向李晟预请赦书，正表示着对于这种两难处境的“同情之理解”。其实，既然桑道茂善于预言，理应预见并避免自己身陷这种两难处境。“缣帛”之类道具，“书具”预赦，“衿膺”题免等等表演，明显为“想当然”之增饰，此亦当时说话人之惯技，无非表达出了修史者的微妙情感。
二 失落的忠诚
且说唐代虽然素以盛大夸耀于史，亦为后人称艳，却始终没有能够树立起一套保障官僚体制忠诚李唐皇室的价值系统来。短短一百一十四年间，紧接着“贞观之治”的便是“武周代唐”，紧接着“开元盛世”的便是“天宝之乱”，一方面“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建立了“雄图发英断，大略驾群才”空前强大的中央集权⑨；另一方面宫廷内部管理极为不力，庞大的官僚系统不堪一击。不但容易造成政局的大幅度振荡，就是至亲骨肉的皇子王孙，也不是引颈受戮于皇家刑场，就是铁骑践踏于京城天街，以致杜甫在《哀王孙》里充满感情地吟道：
金鞭断折九马死，骨肉不待同驰驱。腰下宝青珊瑚，可怜王孙泣路隅！问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为奴。已经百日窜荆棘，身上无有完肌肤。高帝子孙尽隆准，龙种自与常人殊。豺狼在邑龙在野，王孙善保千金躯。不敢长语临交衢，且为王孙立斯须。
韦庄《秦中吟》述唐王朝灭亡之惨状更为淋漓。《十国春秋·韦庄传》：“（韦）应举时，遇黄巢犯阙，著《秦妇吟》云：‘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人称为‘秦妇吟秀才’。”韦庄“杜陵人。唐臣见素之后也”。韦、杜两氏本为与李唐王朝同气连枝的高门大姓，故对其衰落灭亡更有切肤之痛。唐德宗李适在《西平王李晟东渭桥纪功碑》的开首感喟道：
天有柱以正其倾，地有维以钮其绝，皇王有辅佐以济其艰难。非命历所归，不得生良弼；非君臣相合，不能集大勋；非暴乱宏多，不足表忠节；非奸猾炽焰，不克展雄才。天与事肆会，然后臣功著而王业兴焉。
这场由唐德宗一厢情愿开始的“忠节”标立，经过唐宋古文运动和理学的阐发，逐渐成为“五伦”之一。而后世关羽故事中的“义不降曹”、“辞曹归汉”，以致败走麦城，舍身全忠的故事，也都成为鼓励臣僚效忠社稷的好教材，但唐人对待关羽史迹的态度，却还不那么明晰。这表现在武庙配祀的变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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