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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族语保护” 成效知多少?
□本报记者 郑巧
台湾少数民族人口约50万人(未包括平埔人)，约占台湾总人口数的2%，族群种类时有更新，目前认定的有14个族群，包括阿美族、泰雅族、赛夏族、布农族、邹族、排湾族、鲁凯族、卑南族、达悟族、邵族、噶玛兰族、太鲁阁族、撒奇莱雅族和赛德克族。少数民族语言的数量也有不同说法，关于台湾族语保护工作，我们知道的不多。为此，本报记者特别采访了两位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士，他们分别来自台湾政界、学界，并对“族语教学”、“濒危语言保护”等问题有不同的看法。通过比对，以期为濒危语言保护工作提供一些借鉴。
切实加强台湾少数民族语言保护工作
巴苏亚·博伊哲努(浦忠成)
(阿里山邹族，现任台湾“考试院”考试委员，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曾对少数民族开展族语认证工作，共分了42种语言。这些语言目前都是被正常使用的活语言，但是人口数较少的族群如邵族(约600—700人)、赛夏族(约5000—6000人)、邹族(约7000人)及与汉族混居的卑南族(约1万人)的语言使用、传续遭到严重威胁。保存最好的还是人口最多(约17万人)的阿美族、排湾族、泰雅族等。
在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及各大学会对少数民族语言进行调查研究。在行政上，“教育部国语委员会”则负责推动相关传承事项，台湾少数民族语言书写系统就是由这一部门公布实施;同时“教育部”与“原民会”依据“原住民族教育法”的规定，分别在学校与小区、部落进行语言文化的教学。目前，“原民会”每年会进行族语认证，同时少数民族学生可以凭借族语认证通过证明，获得进入高中与大学35%的加分优惠，如果没通过，则只有25%的加分，希望藉此鼓励家长、孩子学习族语。
我本身是阿里山邹族人，在担任“考试院”考试委员之前，主要在师范院校及大学担任教职。我早年受教于研究《文心雕龙》的名师王更生先生，进入博士研究后，发现很多人对已经进入濒危状态的民族语言与文学视若无睹，作为台湾少数民族的一员，我深感担忧。所以我的博士论文研究主题就确定为“阿里山邹族神话”。之后近二十年，我频繁进入山区部落进行调查，搜集过邹族、布农族、太鲁阁族、阿美族、卑南族等族的口传文学和语言材料，先后撰写了《台湾邹族风土神话》、《叙事性口传文学的表述》、《被遗忘的圣域：台湾原住民族的神话、历史与文学的追溯》、《台湾原住民族文学史纲》等专著。
我还曾经主持一项阿里山邹族辞典编纂的计划，同时曾与俄罗斯社会科学院通讯院士李福清(B. Riftin)一起翻译俄籍学者涅夫斯基在1927年到台湾阿里山所记录由俄文、罗马拼音写成的《台湾邹族辞典》。另外，本人还曾经参与台湾少数民族有关教育文化相关的法规的制定，如“原住民族基本法”、“原住民族教育法”和语言文化短中程计划的拟定。目前“原民会”定期举办族语认证及台湾少数民族学生升学优惠族语认证办法，本人亦曾参与制定。
长时间对少数民族语言的关注，我感到难以忘怀的是，由于部落耆老日渐凋零，外来文化强势入侵，部落与族群语言文化快速消亡，这使我非常难过。而少数民族语言的复杂性与使用人口数量的局限，使语言文化的复兴显得极为艰苦，但是我们这一代仍然坚持要传承祖先遗留下来的重要遗产。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所以语言不仅是口说的工具，它蕴藏民族文化丰富而深沉的内涵，也是文化多样性的基础，所以保存一种语言就是维系一种文化宝库。虽然有人认为，全球化时代大部分语言消逝是一种大趋势，这可以省却翻译的麻烦。但语言的差异与翻译并不是严重的问题，何况工具性的技术可以解决大部分的难题。
我们还是要采取各种方法，切实保护濒危语言。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种措施：一是进行语言的全面调查整理，编撰各种语言的工具书;二是大量训练师资以及相关工作人员，从事教学、研究与推广工作;三是将族语纳入学校教学活动，让族语师资进入学校参与教学;四是将族语作为公务用语，在台湾少数民族地区作为第一语言;最后是可以给予一些优惠条件，鼓励台湾少数民族家庭实际去讲、实际去用本族语言。
“族语教学”不能是一项表面政策
林英津
(“中研院”语言学研究所研究员)
人类的发展使语言多样性遭受破坏。目前，英语几乎是世界各国共享的语言，但各种不同的英语现在也已经趋向同一了。语言消亡其实是个很难定义的概念。
台湾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方面，我写过巴则海语的调查报告，这是一种属于平埔族的语言。1988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跟台湾史田野工作室的同仁们去台中做访谈。在那里，有人跟我说，他的家乡埔里有些人会说不一样的语言，既不像汉语，又不像日语、英语，可能是种少数民族语言。那时的埔里是台湾少数民族的汇集地，我很有兴趣，就约好去那边调查。当时，我遇到的发音人是个七十多岁、满头白发的老太太。她刚开始说自己小时候的语言时，还是很生涩、很困难的。但是她拿出了自己的日记本，我一看就觉得很感动。这些语言都装在她的脑袋里，只是她没有语境去说。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俩每个礼拜有一天半待在一起，开始一起锻炼、回忆她的语言。当时我手里有日本学者土田滋先生写的巴则海语的语汇集手稿，大概有两千个词汇。土田滋是个很优秀的语言学家，十来年前做过台湾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留下了大量田野笔记。我拿他的语汇集做底本，做词汇分析，慢慢引导老太太回想她的语言，后来她对自己十六七岁以前使用的语言，都可以回忆起来。我试着读语汇集，老太太会凭印象纠正我的发音。半年之后，老太太在偶然的机会下，跟我说了一个非常精确、完整的语句。这属于典型的南岛语，动词有了很明显的变化，像英语的被动句。我拿着纸笔，老太太用一张嘴，俩人慢慢切磋，共同记录这种语言。此外，我还曾做过卑南语、阿美语、葛玛兰语、泰雅语和邵语的调查和记录。
台湾少数民族的语言不是完全没有书写系统，他们有西方传教士传给他们的罗马字书写法。老太太就能够用罗马字写日记，她写的语言是闽南语、巴则海语。1990年以来，台湾透过“公权力”给少数民族创造了一个书写系统，基本上便是采用廿六字母字的办法。书写系统有没有人用，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书写系统能否用到很流畅，需要不停锻炼，这是无法由基因遗传的。
语言反映很多文化，是人类看世界的窗子，死掉一种语言等于被关掉一扇窗子。这些比较抽象的价值，往往敌不过方便、经济。事实上，多学一门语言很难，如果强制学习，效果也不好。语言、声音是很难保存的。我认为语言的博物馆比文字的博物馆难做，效果可能也不大好，但其指标性效果是可以肯定的。
台湾近几年开始推行少数民族语教学。作为一个语言学研究者，我是不会提出族语认证、考试加分的建议的。不能说世界上所有类似族语认证、考试加分的政策都不好，但因为我身在其中，比较了解台湾族语认证、考试加分的实际操作状况。事实上，绝大多数都是违反语言科学的。比如说，该由谁来进行族语认证?
再比如，现在族语认证的考试题库和评量标准是由“教育部”制定的，因为这是他们的事业。其实就是直接照搬英语托福考试的办法，却不管台湾少数民族的语种和社会形势是很不同的。
实际上，保护濒危语言很困难。以考试加分作为诱因，并不是不可以。但执行之前要慢慢规划。如果真的要做族语、濒危语言的保护、恢复，需要极为细腻的先行工作。
一个人如果没有意愿说一种语言，你强迫他去说，其实是不人道的。但保护濒危语言，从情感上和学术上都是有必要的。世界上各种语言会变化，会有生生灭灭。台湾少数民族语言绝大多数其实已经“消失”。但是经过“原住民运动”的社会教育，有些汉人开始意识到在台湾有很多跟汉语不一样的语言，开始接触它们。有的人甚至采取行动，去学习。我曾在台北的社区大学台湾族语教学的课堂里遇到汉人。所以，有时我会阿Q地想，将来台湾的少数民族可能可以发展出一两种少数民族的语言，跟汉语、英语、日语都不一样。我乐观地看，这是有可能的。这其实也达到了保护的作用。
我在川藏地区做木雅语、羌语的调查时，看到木雅人的小孩上学时学的都是汉语，但也没禁止他们说母语。推动族语教学是个百废待举、千头万绪的事情。大陆那么大，语言种类更多，担子也会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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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09-12-29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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