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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田野去 做田野派
李宇明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我国有56个民族，但语言却不止56种。《爱我中华》这首传唱不衰的名歌，其原歌词是：
五十六个星座，五十六枝花，五十六族兄弟姐妹是一家。五十六种语言，汇成一句话：爱我中华，爱我中华，爱我中华……
有人在“百度贴吧”上将“五十六种语言”改做“五十六族语言”;国庆60周年，宋祖英高唱《爱我中华》，歌词也改做“五十六族语言”(虽然字幕仍是“五十六种语言”)。一字之易，便实现了艺术与科学的和谐。
《中国大百科全书》说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有80多种，这也是当今学界通用、官方采用的说法。其实，1980年至1987年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只描写了59种少数民族语言的简况，这反映出当时的认识水平。近20年来，通过诸多新语言的发现，中国的语言已有134种，这一数据，足令国人开眼，国外注目。
国家的语言决策依赖语言国情，国家的许多决策都需参考语言国情。比如民族与语言的关系的认识，就影响到国家的语言政策、民族政策、教育政策和文化政策。过去，常把民族与语言的关系理解为“一对一”，其实“一对一”只是一般情况，还有“一对多”、“多对一”等情况。民族与语言的关系“一对多”，即一个民族使用多种语言。比如景颇族使用景颇语、载瓦语、浪速语、波拉语、勒期语、仙岛语等语言;瑶族使用勉语、布努语、拉珈语、巴哼语、炯奈语等语言;珞巴族使用博嘎尔语、苏龙语、义都语、崩汝语等语言;怒族使用怒苏语、柔若语、阿侬语等语言。民族与语言的关系“多对一”的，比如有些民族放弃或基本放弃了本民族语言，而转用了别的语言，如满族、回族转用了汉语;汉语便为多个民族所使用。在现实语言生活中，民族同语言的关系更是错综复杂，需要仔细梳理。
新发现语言，多是学界不熟悉的语言，或是过去未被发现，或是了解些线索但未及调查，或是虽有调查但不全面不深入。这些语言，往往使用人口较少，处在濒危状态，或正在走向濒危。发现这些语言，记录下来，公布出去，就是莫大贡献。
语言不仅是交际工具，还是国家重要的资源。它能够提供不可复得的语言样本。比如，四川贡嘎山一带的尔龚语，竟然有复辅音200多个，举世罕见。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有一种倒话，是藏语和汉语的混合语。倒话表现出混合语的许多重要特点，为语言学家提供了难得的素材。
语言既是语言的资源，也是文化资源。哈萨克语有关马的毛色的词语350多个，形容骏马的词汇100多个，有关马的其他特征的词汇600多个，非马背上的民族，实难有这样的语言奇观。中国首批公布的518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其中传说、故事、号子、歌谣、戏曲等等，都无不牵涉到语言问题。
随着社会交通、通讯、传媒、教育等的迅速发展，许多语言可能走向衰落甚至濒危。语言消亡了就难以复生，就此而言，语言资源是不可再生资源。仅论交际，一些语言消亡也许不是什么大事，但若从文化角度着眼，语言的消亡就是国家资源的流失。当前，国际上都在呼吁保护语言的多样性，尽力抢救濒危语言，因为语言消亡意味着人类将失去不可复得的语言样品，将失去不可再生的文化基因，将失去一些历史记忆。在国内，保护濒危物种、保护文化遗产、保护环境等等，呼声不断，社会也在迅速觉悟，但对于作为民族文化支点的语言，却并未引起广泛关注。《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记载的60种语言，可以说是在抢救60座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同时也是在敲击守望国家语言资源的警世洪钟。
新发现语言大都分布在边境、海岛、高寒地带、人烟稀少的偏僻地区，有些语言还跨境使用。调查这些语言所遇困难、所付艰辛，不说也可以想见。到田野去，才有可能发现新的语言线索，才能获取第一手的语言资料。到田野去，描写陌生的活语言，才能切实培养学力，提升学术水平。到田野去，才能掘得学术富矿，冶炼出具有理论意义的高品位的学术钢铁。重视语言的田野调查，是一种优良学风，是一种学术使命，是一种科学精神，也是获取学术真谛的不二法门。
科学挖掘少数民族语言“富矿”
江蓝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中国有56个民族，可中国的语言却不止56种。迄今发现的中国境内的语言竟有130多种。这130多种语言从语言类型学上看，有分析型语言、黏着型语言、曲折型语言三种;从语言系属关系上划分，分属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岛语系、南亚语系和印欧语系，有的语言属于“混合语”，少数语言系属未定。
新发现语言中，许多语言使用人数已不足万人，有的甚至更少。如木佬语，调查者在2000年调研时，仅有两位80多岁的老人会讲，是名副其实的濒危语言。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它反映了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的特殊文化。语言的消失意味着信息的丧失，意味着语言使用者的特殊民族文化的断裂和消亡。但是我们不得不十分无奈地承认，一些语言的衰败消失是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我们不可能根本性地阻止它的衰亡，顶多只能延缓其衰亡的过程。因此，更紧要、更有意义的工作是及早地把它记录下来，出版成书，或制成可以永久保存的声像资料，供后人了解研究。
中国境内的语言，尤其是少数民族语言是语言研究的“富矿”，它的纷繁多样，它的复杂奇特，是一般人怎么也难以想象的。由于这些新发现语言处于相对封闭的环境，很多语言保留了古代语言的面貌，对构建语言演变的历史脉络和汉藏语学科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其研究价值之高是不言而喻的。
科学史上的大成就、大事业几乎都不是出于个人功利的目的，而是出自科学家、学者为追求真善美而表现出的事业心和献身精神。重大发现、精品力作都是长期学术探索和积累的产物，并非仅靠才气和一时的灵感，更没有什么运气可言。必然经历一个认识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量变到质变、由零碎到系统的过程，所谓“十年磨一剑”、“板凳要坐十年冷”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另外，在科学理论与方法的指导下进行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是了解现代活语言的最有效办法，调查研究的深浅决定了课题研究的质量。这种调查不是一次两次就可以完事大吉的，往往需要多次、反复的调查，以核实、修正和补充以往的资料。
近些年来，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已经引起国际汉藏语学家的重视、承认和吸纳。另外，我还想说，重大项目的实施和完成需要三个条件：国家支持;真抓实干的课题负责人;有学术素养、合作精神的团队。集体项目的研究是建立在各有专长的学者个人研究的基础上，否则十加十还是等于零，他们必须形成合力，相互融通、启发，才能产生出新思维、好成果。集体项目的设计规划以及最终集约、综合都要靠主持者个人来提炼、总结，选好带头人也至关紧要。
十年前，我曾谈到自己对新世纪中国语言学的愿景，即逐步实现以下三方面的沟通：第一，语言学内部纵横两方面的沟通。比如古代汉语、近代汉语、现代汉语之间的沟通，方言学与汉语史的沟通，语音学、语法学、词汇学的沟通，汉语研究与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沟通，中国境内语言的研究与外语研究的沟通等等。第二，语言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沟通。比如与历史学、考古学、文学、哲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等的沟通。第三，语言学与计算机应用研究的沟通。
要实现以上三方面的沟通不是易事，但我们别无选择，要想在语言学研究上有大的突破，有新的拓展，就要对语言学研究自身进行革命，就要对语言学研究者特别是未来的语言学家的知识结构提出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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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09-12-29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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