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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方桂
中国语言研究大致可分两部分：汉语研究和少数民族语言研究。赵元任先生是“汉语语言学之父”，汉语尤其是汉语方言研究成果甚丰，举世闻名。一般人们对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关注较少，但中国确实存在这样一位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奇才：他堪与赵元任比肩，与之同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语言学方面的院士仅此两位）；曾任美国语言学会副会长；他是美国人类语言学萨皮尔的嫡传弟子，并是深受其喜爱的“聪明的中国学生”；也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美洲印第安语专家布龙菲尔德眼中的“明星学生”；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中说他是“中国在外国专修语言学的第一人”；萨皮尔则称之为第一个研究美国红人语言的中国学生——他就是被誉为“少数民族语言学之父”的李方桂。
1902年，李方桂生于广州，其祖、父一门两代进士及第。在读书治学方面，李方桂毫不逊色，从1926年至1928年的3年里，他分获密歇根大学语言学学士学位和芝加哥大学语言学硕士、博士学位，创造了3年连获3级学位的奇迹。
在芝加哥大学期间，李方桂接受了萨皮尔的悉心指导，练就了语言学田野调查的本领，使其在民国时期研究傣语（旧名“台语”）、广西壮语及贵州侗语等少数民族语言时得以大显身手。正如李方桂自己所言：“我做调查，可真是萨老师一手训练的。60多年前没有一点儿机器帮助，完全要自己耳听得清、手记得准而且喉舌音都发对，萨老师这3项技能都出色……”
那么，萨皮尔是如何指导李方桂做调查的呢？对此，李方桂作了如下描述：“我们同发音人坐在一起，老师问他怎么说这个、怎么说那个……发音人就把问题译成他的语言。他说，我同老师各自都记下来。整个过程老师并没有看我的笔记，也没有问我……发音人说什么，你就记下来，千万不要学着他说。如果你必须学着他说的话，必要等着他把这一串话说完了以后，再仿着他说。记完后，你可以问他，是这样说吗……你要听得好，不要老仿着他说，你也许会说错，他也许改正你一回、两回，第三回再错他就也许说OK，你就那样说吧……有时候当然也可以请他再说一次，可是别叫他重复太多，一方面他累了，二方面他烦了。”在经历了如此的田野调查、资料整理的专门训练后，萨皮尔说：“好了，你可以出师了。你完全熟悉如何发问、如何处理资料、如何对付发音人了。”显然，这一过程中“音”始终处在最重要地位。在没有录音机的时代，李方桂练就了耳听手记的“录音”本领。
1929年回国后，李方桂将这种本领应用到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调查、整理与研究之中，凭借着自己的语言天分和扎实的听音、记音能力，缜密的思维和精确的分析，为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尤其是中国西南地区的侗语、傣语研究建立了不朽功勋。据前中央研究院院士丁邦新统计，李方桂曾在云南、广西、贵州等地调查侗傣方言20余种，足迹遍及中国西南部，堪称“国际侗傣语语言学界的第一人”。他的著作《比较台语手册》将傣语分为3支：以泰国标准语为代表的西南支、以广西龙州土语为代表的中支和以云南剥隘话为代表的北支，并拟测了古傣语的声母、韵母、声调系统。
抗日战争时期，李方桂为暂避战火而徙居西南，这为这位深谙田野调查之道的语言学家大展身手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地域优势和丰富的少数民族语言资源。其间，他进行了四五次田野工作，曾至贵州调查侗水语、苗瑶语，到四川调查嘉戎语。据其妻子徐樱回忆，李方桂调查时常要带上其得意弟子，有一次他带学生马学良至云南路南县彝族撒尼语区调查，无桌椅、床凳，只能睡地板、吃烟熏的食物。
这一特殊时期，李方桂培养、指导了马学良、邢公畹等后来的语言学大家。对他们的培养，李方桂虽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与方法，但也不忘借鉴萨皮尔的经验，强调语音，注重对学生进行听音、发音、记音能力的训练。马学良回忆说：“对于一个新调查的语言，李先生指导先从记录单词开始。重点放在语音上。他不主张先拟定调查表去问，因为各民族词意有其特点，往往我们准备好的词，在他的语言中没有或有歧义。所以开始调查时，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如此，发音合作人望物生义，不会发生误解或以此代彼。”而若学生记音有误，李方桂“当场要发音合作人重读，并要我学会发这个音……先生向无愠色或蔑视，而是耐心指导讲解”。直至晚年，李方桂在与严学窘的对话中还特别指出，“研究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第一要有语音基本训练，第二要有语言基础理论知识”，还“要训练一批有语言学基础的研究工作者，第一能记录语音，第二可分析语法，第三知道比较语言学”，可见他对语音地位的重视。李方桂这种调查、教学方式和语言研究的基本观点，对今之学者而言，仍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作为“以现代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拓荒者”，为学与教学几乎成为李方桂生活的全部，正如马学良所言：“先生很少社会活动，几乎无日不到研究室，碌进研究室即伏案潜心著作，不终篇默无一言。”徐樱评价说：“先生为学的态度极其严谨，教学的态度极其热诚。”这些都证明了一代学人高超的学术和高尚的师德。
1987年李方桂去世后，外电在报道中写道：“中国的4位世界级语言大师在罗常培、林语堂和赵元任相继逝世以后，硕果仅存的‘少数民族语言学之父’李方桂的去世，代表了人文科学领域语言学时代的历史结束。薪尽火传期待的大师再现，只能希望于后来者了。”但是这位大师的陨落并非中国语言学时代的终结，其培养的马学良、董同和、张琨、周法高、傅懋勣、邢公畹、高华年、丁邦新等语言学家继续把他的事业推向前去。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 2013年11月29日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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