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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宗迪《归来的歌手——〈故事的歌手〉读后》[105]向学术界再次推介史诗理论的经典之作《故事的歌手》[106]。正如20世纪的诗人如庞德扩大了史诗作为文类的界限，20世纪的批评家从鲍勒(C. M. Bowra )、蒂里·亚德(Tillyard)到路易斯(C. S. Lewis)， 寻求一种分类学的框架或类型学，将原创的或口传的史诗与拟制之作或书面文学的史诗作品进行对比研究。对于口传史诗的调查从南斯拉夫开始，帕里(Milman Parry)还有后来的洛德(Albert Lord)，这条线一直延伸到对以下地区的口传材料的研究，如阿尔巴尼亚、土耳其、俄罗斯，以及非洲波里尼西亚、新西兰、美洲，本世纪初开始的对中国和日本史诗之研究已经很兴盛，非洲史诗的研究正如火如荼。由此可见，中国的史诗研究期待着与世界史诗研究实现更高层次的对话。
早在19世纪末，维谢洛夫斯基就指出，浪漫主义者和格林兄弟学派开辟了当时尚未开拓的民间诗歌和民间故事的领域。随后出现了民族学者、民俗学者;比较文学资料扩展到如此地步，以至需要新的建构，需要未来的诗学。各民族语言的诗歌并不取决于抽象的美的概念。[107]中国少数民族史诗属于口头流传的活形态史诗，这正是史诗学科的未来生长点。我们要从文本、文类和传统的实际出发，探讨中国史诗传统的独特规律。我们可以做到在世界上其它地方的人们所无法做到的事情：去体验口头传统，去记录口头传统，去研究口头传统。这些传统在范围上具有难以比量的多样性，因而更值得引起学界的关注。
三、现、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研究
少数民族文学学科本身就是新中国的产物，作为一种具有当代特性的门类，现代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一直处于比较薄弱的状态，这同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建构的当代性质有关。现在所谓的现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家比如老舍、沈从文等，往往是后来者追加的，因为少数民族在传统的现代文学学科划分的时段中并不成为一个问题——那个时候各个少数民族往往有意无意地忽略本民族的身份，而投身到“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建构之中。另一方面，从客观上来说，少数民族接受现代文化的熏陶普遍起步比较晚，只是少数精英的行为，因为不太可能产生太多作家。，基本上除了少数可以追溯的现代作家比如老舍、沈从文、萧乾、端木蕻良等之外，2005年度的少数民族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特色以新作家、新作品的个案探讨为主，当然一些成名已久的作家和早已在评论界获得声名的著名作品依然占据了大部分的研究资源。
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数量和质量相对去年有所提高，但良莠不齐，较之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和口头文学研究来说部分论文手法陈旧，常流于读后感式的浅显的抒情加议论，缺乏学术和理性的思考，还有部分来稿不厌其烦地对名家名作一遍一遍“精耕细作”，可惜能挖掘出新内容的文章不多。新生代作家作品的评论较少，当然这也与作品的影响力有关。本年度少数民族文学现当代部分研究涉及藏、苗、哈萨克、傈僳、蒙古、满、拉祜、鄂伦春、侗、土家、朝鲜、仫佬、维吾尔、纳西、壮、回等多个民族的作家作品，具有一定的涵盖面和代表性。在少数民族作家身份认同、双语书写、跨学科方法的引入方面形成一定的理论热点，少数民族女性叙事的原因和内涵得到进一步敞亮，各民族之间文学与文化的交流互补关系上成果颇丰。
理论推进：身份与方法的双重自觉。 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处境一直处于比较尴尬的局面，在国家学术体制的规划中，它似乎只是作为民族平等、民族自治政策在文学研究领域的翻版，是政治正确的话语方式。但是就研究者个人来说，学术追求与对于少数民族文学的发现与阐释热情却并非虚幻，学术规范也未必同传统的精英文学或者说主流文学的研究逊色多少。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偏见却一时难以抹去。对于目前的研究形势，曹顺庆撰文不无偏激地指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处于西方话语、汉族话语、精英话语三重霸权压迫之下，我们有必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现状，加强多民族文学研究，批判话语霸权，倡导多元共生，恢复历史原貌，形成多民族文化互补互融，促进民族文学生态的正常化，进一步发挥多民族文学杂交优势，迎来中国文学之新生[108]。刘大先也撰文提出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批评处于边缘地位，且话语系统陈旧。认为当务之急是摆脱主流/汉语文学批评影响的焦虑，树立自己独特的批评品格。这需要批评家批评范式的转型，有效吸收民俗学、人类学、文化研究等跨学科批评理论，明确自己的批评态度，建立自己独特的批评理论体系[109]。刘俐俐则在通过对《黑骏马》和《尘埃落定》的文本分析，探询两部作品各自复杂的文学性成因，进而在比较性研究中，得出关于民族文学与文学性问题的一系列结论[110]。
12月份，在广西南宁召开的第二届“多民族文学论坛”，在考察当代作家文学的发展现状、处境、趋势及其理论批评态势的宏观宗旨，和对广西少数民族作家的研究和批评的具体观照之外，将少数民族的作家身份认同问题，即族群认同危机的起源和原因，及可能的发展趋向作为讨论的重点，并且在有关阿来和鬼子等作家的身份认同问题上形成了具有启发意义的争论，而多元共生的文化理念则作为一种共识被与会者一致认可。一些有关少数民族特质的现代性转换层面也被研究者所注意，比如欧阳可惺通过对少数民族文学及批评中的宗教意识的不同层次分析，认为目前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中宗教意识的价值定位及阐释应注意宗教意识下的民族现代化、文化认同及超越等问题。文学批评中的宗教意识研究必须要同现代性的社会日常生活联系起来，过于强调少数民族文学中宗教意识的原始性和神圣价值是对当下少数民族文化及精神生活的简单化认同。[111]
具体的研究方法操作与实验上，有学者作出了一定的开拓和尝试。文学人类学就是一种以人类学视野观照文学研究的、从文化角度看文学的方法。徐新建对于“长江故事”的文学人类学解读可以说提供了一个范例，他以“长江故事”为例，梳理和分析“长江”命名的由来，以及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和族群的人们对它的认知和表述。透过对此过程的分析，获得评述多民族文学传统的一个新视角：跨族别书写。这种书写从族际交融的视角出发，对国家地理加以塑造，使原本散在的地方性知识与族群性观念上升为国家级的宏大叙事，从而辅佐完成国族共同体的认知与凝聚[112]。5月在湖南湘潭召开的第二届文学人类学年会上也出现了一些用原型理论、仪式观念等分析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论文，这可以说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开拓的一块大有可为的天地。王平在一片文章中，回顾近二十余年来中国的一批以出色的才华和创作实绩闻名全国的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经历、创作体会、创作特点，发现他们都具有积极提高文化素养的自觉性、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和运用“内在体现”语言观的意识，这些都是少数民族作家审美创作能力提高的有效途径。[113]这可以说是研究者对于作家及其创作所体现出来的文化理念和语言意识的自觉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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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尹虎彬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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